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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著是以作者去年向庆南大学校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撰写的。书中探讨了朝鲜干部政策的特征和变化以及金正日政权的体制维持动力。
玄研究员表示：“与金正日政权的干部政策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随着更新换代而引发的权力结构变化。”“从后继体制时期就已开始显现的权力阶层高龄化在金正日政权出台时期成为更加研究的问题。”
▼ 干部的更新换代 = 他指出：“党和军队上层权力精英绝大多是都是70岁以上的高龄化集团。”“权力阶层的这种高龄化和权力机构集中现象是从金正日后继体制时期开始延续到现在的元老优待政策导致的结果。”
“金正日对待元老优待政策超出了继承‘革命伟业’的层面，达到了体制守护层面的高度。”“为了保卫体制，企图更多地依靠保守的元老们突破危机，而不是依靠改革倾向较强的新一代精英们。”
因此“党秘书局等权力序列中上层的高级职务主要任用革命第一代等元老们，实质性的业务则由副级或第一副部长或者自己的亲信们处理。”“这样一来，很早以前就成为元老们的‘疗养地’的上层职务即使（因死亡）而出现空缺，也不会立即对业务带来影响。”
但是“事实上从金正日政权出台以后朝鲜的权力结构中更新换代现象已经全面出现。”“党和军队等权力机关中，因元老们的推出而出现的空缺由40 – 50岁，甚至30多岁的年轻精英们顶替的现象日渐增多。”
“被评价为经历过‘苦难行军’的‘先军革命一代’的新一代精英们更多地重视现实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而不是教条的意识形态。”“与金正日的亲信和权力精英们将体制的崩溃视为自己的末日相比，他们不再认为为了一个领袖个人牺牲国家和民族是义务和使命。”
▼ 金正日的“同命鸟”，“亲信政治”= 玄研究员还指出：“后继体制时期未当上政权的最高掌权者而运用亲信政治的金正日在金日成死亡后虽然已经完成单一统治体制却还在维持亲信政治。”“体现金正日的信任程度和密切程度的亲信身份超出了地位和形象的层面，已经具有权力本身的意义。”
他还介绍了金正日提拔亲信的几个标准。
“首先，大部分亲信都来自党和军队以及对韩、外交等领域。同时以继任者内定时期为准，此前主要是根据个人的亲密关系和权力阶层内部的影响力被提拔为亲信。而在此后主要是根据能力提拔的。”
同时“要具备酒量和歌喉、幽默感等聚会文化所需的资质或至少应该具备能够适应那种氛围的变通性。人际关系不够圆满或好无限他人的人都从亲信队伍中被排除。”
此外，金日成的亲信、口封不严的人、健康方面存在问题的人等大都被排除在亲信队伍之外。
他还强调：“对权力阶层的控制和监督、相互牵制等以及对亲信干部们提供各种实惠和物质财富是管理亲信们的主要方式。”“经济状况越恶化，通过对亲信们提供实惠触发亲信们的忠诚以及金正日‘同命鸟’意识的效果就更加强烈。”
但是“随着核问题的爆发，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对朝经济及金融制裁进一步加深，对筹集用以向亲信们提供实惠的费用方面带来不小的打击。”“对亲信们提供的实惠减少助长了权力阶层的腐败和不正之风以及‘捞财’风气。必将在他们之中导致忠诚度的降低和对体制前景的悲观主义的蔓延，以及加深对变化的欲望和期待。”
“从朝鲜为表示美国冻结BDA资金而拒绝参加六方会谈，甚至强行实施导弹发射和核试验等事实上就可以看出金融制裁给体制保卫方面带来的影响有多大。”
▼ 一切决策来自金正日的“批准政治”= 玄研究指出：“如果说在金正日政权中亲信政治是代表性的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那么批准政治（提议书政治）可以说是代表性的自下而上的决策过程。”
他解释说：“批准政治”的决策过程随着金正日的权力稳固化过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 70年代 = 各个机关拟定相同内容的两份草案同时上报金日成、金正日的并列式上报体系 ▲ 80年代初 = 所有文件均通过金正日上报金日成的直列式体系 ▲ 80年代中期 = 金正日开始行使对一切报告的决策权 ▲ 80年代末 = 大部分政策在金正日阶段就得到最终决定。
但是“这种批准政治将国家政治全部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可能带来业务上的负担过重和混乱以及低效率等副作用。”“事实上，随着向金正日上报的文件持续增加，有时甚至还出现对同时批准同一事项的相反提案的失误。”
金正日批阅报告文件的方式有▲在报告书封面上签上日期和名字，有时还亲笔写下处理意见的“亲笔指示”。这意味着自己要直接对结果负责。▲在报告书封面上只写下日期的“亲笔文件”。这意味着只是对报告书内容表示同意，去不想对结果负责。
“偶尔金正日在报告书上不作任何签字。这意味着不同意文件的内容或无法理解。”“这种情况下，这一提案的拟定者或呈报的干部都难免要受到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