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很有正义感的民族，自古以来，强调恶有恶报、善有善终，很多普通百姓为了讨得一个说法，一辈子上告下求，从白发到黑发，几十载都可以耗费在上访的路上。

 

但是，这种情况可能会在经历了生死之变后而发生变化，面对不公和劫难，他们可以平静得让人吃惊。

 

8 月18日晚10时许，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金鸡台村一非法采煤点发生塌冒事故，当时有几名矿工被困，事故发生的第三天即20日中午，该市国土局、市安监局、房山区政府办、区安监局、区国土局及市矿山应急救援抢险队等部门开会讨论决定停止救援，理由是「事发地属于采空区，被困人员已不具备生存条件，继续救援极易造成次生事故危及救援人员安全」。8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被困在地下矿井5天半的煤矿工人孟宪臣和孟宪有兄弟在有关部门停止救援之后，挖掘五天半，靠喝彼此的尿液止渴，从矿井里逃了出来。

 

当美国CNN电视台来采访兄弟俩时，他们拒绝了，「要开奥运会了，我们会不会给国家抹黑？」这个岁末，他们被某杂志评选为2007年魅力人物。颁奖盛典上，主持人问兄弟俩：「当那些专家认为，已经不可能生还了，他们就撤离了，请问你们恨专家吗？」 弟弟回答：「不恨。因为我们是和谐社会，要更和谐。」

 

他们的死里逃生，曾「让当地政府尴尬」，对于给当地政府造成的这种尴尬，哥哥说，「我俩就不该出来，不出来就是英明决策。也就是说我俩太无聊了。」因为「调查的人审问我们，一问就是很久。问题过来过去就是在说，我们是非法矿工。」他们面对记者的时候，少见激愤，也没有悲痛，言语里一直有些自我调侃的味道。

 

我们无权指责孟氏兄弟俩麻木、奴性和愚昧，因为他们说的是自己的事情，他们是受害者，这种近乎残忍的精神自虐和自嘲，似乎没有半点讽刺专家、腐败官员和社会和意思，却反而更让人感到悲酸。但是，我们对此似乎又可以理解，因为这也许才是人之常情：面对经历过的死亡威胁，他们感觉到了生命的可贵和个体的无奈，他们更看清了自身力量的有限和命运的难测，怨天尤人又有甚么用呢？

 

但是，作为社会，我们需要这样来回避国外媒体以维护国家的形象吗？我们需要这样的方式让社会「更和谐」吗？

 

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就是「公平正义」，首先就应当让草菅人命的人受到惩处。当时作出决定的「市国土局、市安监局、房山区政府办、区安监局、区国土局及市矿山应急救援抢险队等部门」该承担甚么样的责任，我想，抽像地说，他们至少要承担「给国家抹黑」和破坏「和谐」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恨」这些官员和专家，我们就没有起码的正义感，这个社会就没有基本的公平，这个政府就没有良心。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如果这个时候，对这些乱作「科学论断」的人不加惩处，则何以慰天下苍生，要法律又还有何用？

 

中共政府历来强调「生存权是首要人权」，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最近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他对北大的同学们说：「我挨过饿，知道甚么是人权。」李肇星说，挨饿的经历，使得自己更加懂得人权的意义，和国外的人辩论时，人权话题屡屡出现，他便说「我挨饿过，我知道甚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我想孟氏兄弟比任何一个人都懂得生命权的意义，也最有资格「和国外的人辩论」，因为他们可以说，「我经历过鬼门关，我知道甚么是生命权，你经历过鬼门关吗？」

 

文明社会的最基本标志是每一个个体在社会中能得到平等的尊重，生命权得到平等的保护，而不能让其自生自灭，社会和政府有责任关爱弱者、求危解难，即使他们是「非法矿工」。当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威胁，国家有救助的义务，而相关职能官员没有尽到相应的责任时，理应受到惩处。这就是基本的公平正义，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