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因为昨天是这样的，上一次是这样的，就说今天和这一次也必然是这样的。事情不必如此，可以不同，可以有趣的多。这是我们在这里的理由，否则，大可不必。

说这样的话，是说可以更合理一些，生活不只是承受他人之愚昧的结果，相信变化，就不妨试一试。

杨佳伤害的不是个人，他所伤害的，是他被迫遭遇的强大体系的一部分。他只是没有回避，没有这样就认了。在这件事上可以说，杨佳是清白和大义凛然的。

一个人，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取清白，孤僻的叫板邪恶势力，愿与之同归于尽，能算是勇猛吗。面对暴力杨佳选择了暴力，这是他的不幸还是他人的不幸。我们都在暴力之中，肉体或是精神，来自他人或是自我，有时习惯有时诧异，大多时不警觉不在意是了。

决绝的上海之行否认了通俗的生命价值观，还原了系荣誉于生死一念的伦理选择，更新了个体生命的无法超越的权利。以个体的命运挑衅一个国家扭曲失态的伦理和司法体系，质问公众的思辨和行为的逻辑能力。

所有的生命是一体的，生存的权力是一体的，所以人生来平等。你没有另一种可能，没有另一个现实。看到自己年轻，善良，明白，无畏的一部分，因为他人的愚昧而不得不离去时，却转过头去，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是怎样的悲哀。

杨佳虽然蒙冤却死的明白，他并不曾因为看懂了这个无助无望的世界而放弃。在勇者的眼里总是清晰明了，过于明了的不长的二十八年。他看的很简单，给我一点空隙，我们和平相处，不要碰我，如果你侵伤了我，要说道歉，不许持强凌弱，愚蠢者不能傲慢，蒙昧者不要嚣张。不要逼着他人来告诉你生命的含义和价值。

生命的本能就是自我保护和完善，这是生命中的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和终极，而自我保护和完善是就对生命可能奉献的最崇高的敬意。

杨佳的行为针对的不是个人。他折于天真无邪，柔善若水。与上海那些不幸警察的命运八杆子打不着，当他蹬着自行车路过闸北路口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命运与他们永远的纠葛在一起了。在他的小小尊严受到强权戏弄时，他拒绝沉默，多次上访，给了体制从良的机会，但不能接受其含糊其词。毫不奇怪，他的善意被习惯性的忽视和误读了，一次可能的心平气和的交换演变成了血腥的代价。这样的交换，谁恐惧了呢？显然不是杨佳。"我已经值了"，是说生命用赴死的意愿证实了存在的确凿可靠的不容忽视的尊严，终其自我而证其完善，是悲剧，也是杨佳的小人逻辑的必然着落。他的轻率和不羁，并不会使人们对生命多看一眼。

法理在这个被劫持的瞬间会向伦理倾斜吗？尽管这个伦理是关于每一个人的平静与温暖的。没有奢望，因为杨佳是准备死去的，个体的死是共体的生命实现其生的理由的一部分，也是现实伦理赖以生存的一部分。审判是一种必然，是肉体和精神的共享。人们是生存在怎样的一种必然中，必须牺牲多少，才会换取另一种必然，那永远不会属于杨佳的另一种必然。

如果杨佳的表达是愚蠢，野蛮的，不开化的，没有希望的，那么什么样的反应才是智慧的，体面的，宽容的和有光明前途呢？

当一种文化不断的将事实的部分遮挡，将善意的部分抹去，将觉醒的部分牺牲，这样的民族和国家依靠什么来维持呢？

当一种文化放弃对是非的辩识，放弃对理性的崇尚，放弃对人性的理解和对公正平等的追求，巧弄大足烟花和武警尿不湿来培育爱国主义的激情，用虚假童声和未成年的少儿杂技来混淆对未来的憧憬，它在走向何处，期待怎样的结果呢。

千古悠悠唯我独尊的泱泱大国，在有些事情上，竟衰于一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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