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即9月9日，为了领取杨佳一审判决书，我与杨佳父亲杨福生到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叶建民法官见了我们，并将判决书给了杨福生。叶建民法官说，杨佳已口头提起了上诉，他希望父亲不要介入此事。为此，叶建民还将杨佳笔录给杨福生看了。
9日下午，李劲松、程海与杨佳父亲到了上海市看守所要求会见杨佳，看守所以种种理由推脱不让会见。
杨福生在9月5日委托熊列锁、孔建两位律师去了上海。上海市看守所以他们没有经过二中法院同意，没有提供一审判决书为由，拒绝安排他们会见杨佳。两位律师打电话找二中法院审判长王智刚，王智刚称判决书已送达给杨佳母亲，不能再给判决书了。
杨福生是杨佳的父亲，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他可以代为提起上诉，但必须要经过杨佳同意。由于法院以杨佳笔录为据，不同意律师去会见，看守所也拒绝安排会见，导致无法征求到杨佳是否同意上诉，是否同意父亲代为聘请律师的意见。
上海市看守所和上海市二中法院拒绝律师会见杨佳，严重违反了《律师法》规定，侵犯了律师合法执业权。为此，李劲松与程海两律师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投诉。
在审查起诉阶段，上海市律师协会给外宣称，谢有明与谢晋两律师在北京与杨佳母亲办理了委托，由他们担任杨佳的辩护人。
两位谢律师是否找到失踪的杨母，我曾经写过几篇文章予以质疑。
从相关报道来看，既使杨佳母亲委托了两位谢律师担任杨佳一审辩护人，很可能没有同时委托担任二审辩护人。
如杨母同时还委托两位谢律师担任二审辩护人，我们在面见叶建民法官，提出要求会见杨佳时，他完全可以此为由，拒绝杨福生聘请的律师。但他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只是说杨佳不要父亲介入此事。
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一个被告人只能委托两个辩护人。也就是说，如杨佳母亲在七月中旬委托两个谢律师做一、二审辩护人，杨福生再委托两位律师，则完全违反了法律规定。
如果杨佳母亲没有委托两个谢律师做二审辩护人，而杨福生委托的律师又不让会见。那杨佳怎么聘请律师呢？
杨佳已经上诉了，如想聘请律师做自己的辩护人，他可以向看守所提出，让他们转告二审法院。二审法院应通过司法局拿到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名录，让杨佳从中选择律师事务所及律师。
杨佳能行使这样权利吗？如果不是聘请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做辩护人，那可是要支付律师费用。
杨佳身在看守所，无经济能力去聘请律师，而母亲下落不明也帮不了他，父亲聘请的律师又不让会见。在无钱聘请律师的情况下，只能由法院来指定辩护人。
这是一个死刑案件，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如被告人不聘请律师，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法院以杨佳笔录为由拒绝律师会见，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按照《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接受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委托后，有权去羁押场所会见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律师的会见，不需要经过司法机关批准。
司法机关既使有杨佳笔录，也不能拒绝安排会见，因为法律并没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想见近亲属委托的律师，司法机关有权拒绝安排会见”的规定。
由于被告人没有人身自由，其所做的笔录怎么使家属相信会是真实意思表示？
我以为，只要律师的授权委托是合法的，司法机关应当依法安排会见。被告人不想见律师，这不能成为司法机关拒绝安排会见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司法机关拒绝安排会见的“扫箭牌”。
如允许以被告人的笔录为据，拒绝安排律师会见。《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律师会见制度也就形同虚设了。
被告人不想某位近亲属聘请的律师做辩护人，司法机关了解到他的意思后，在其近亲属聘请的律师前来会见时，仍然要按《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安排律师去会见。由被告人本人亲自向律师表示拒绝。
我曾经接受过某先生的委托，担任其涉嫌贩卖毒品罪的儿子辩护人。我向看守所递交会见手续后，负责安排会见的警官对我讲，犯罪嫌疑人表示不要律师，不能安排去会见了。我当即反驳，他有权拒绝家属聘请的律师，但看守所应当安排会见，让他当面表示不要律师。经过一般较真，警官还是安排了会见。我见到犯罪嫌疑人后，他一开始就说，不要家里人聘请的律师。我问何故？他说，有人能帮搞惦此事。他虽然表示不要律师，但还是问了很多法律问题。最后我告诉他，你有权不聘请律师，我回去会转告你的父亲，但你表示在笔录中签名。
但是这一招数，在上海看守所行不通了。李、程两位律师与警察辩论了半天，还是没有说服他们。
由谁来担任杨佳的二审辩护律师，只有等到二审开庭时才能见分晓。
杨佳的父母早年离婚，他虽然长期随母生活，但父子之间并无冤仇，杨佳袭警后，母亲受到牵连神秘“失踪”。在这种特殊情形下，不让杨福生聘请的律师去会见，这于情、于理、于法都是说不过去。
（作者：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