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罡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周四说，中国必须纠正的最严重的失衡是收入差距问题，而不是人民币汇率。他这句话涉及中国收入差距和人民币汇率两个问题，人民币该不该升值，目前各方的意见莫衷一是，尚无定论；而收入差距过大确实已经成了中国一个非纠正不可的严重失衡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毅夫至少讲了半句大实话。

解决收入差距拉大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无非两条。一是尽可能增加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降低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二是完善社会福利，通过消除低收入者在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方面的后顾之忧，以提高其可支配收入占个人全部收入的比重，增强消费能力。对于后一点，中国政府近年来确实尽其所能下了一番功夫，虽然目前效果还不明显，但鉴于政府在医改、农民工养老保险跨省接续以及农民养老金发放等方面都迈出了切实的步子，至少可以说大方向还是正确的。

但在提高中等收入者占总人口比例方面，政府却没取得什么成效。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政府资金以及配套的银行贷款大部分流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些资金一方面惠及了大型国有企业以及能够以其为客户的私人老板，一方面也确实解决了大量农民工和城市蓝领工人的短期就业，可对于解决中国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却没什么效果。获得就业的低收入者虽然解决了温饱，但收入水平则很难再进一步提上去；而由于政府释放的大量流动性导致资产价格飙升，那些从政府刺激计划中获得了大量资金的国企和相当一部分私人老板，

纷纷将资金投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并在短期内获得了很高收益，因此中国的收入差距反而呈加速扩大之势。这从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低收入者告别蜗居无望中便可清楚看出。

林毅夫认为，中国推进金融和资源部门的市场经济改革能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增加普通人群的收入，他这句话可谓说到了点上。中国中等收入者占总人口的比重之所以总无显著提高，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对金融和资源部门的垄断导致这些领域竞争不充分、效率低下，而这是中国获利最丰厚的两个行业，它们如能在市场竞争中充分提高效率，本身就能创造大量收入良好的就业岗位，扩大中国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行业掌握着制造业企业的命脉，它们的低效率以及不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大大制约了制造行业总体利润的增长，使中国制造业长期停留在世界组装厂的低层次，也无力带动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严重削弱了中国大量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能力。

从金融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国有金融机构和资源领域商界寡头的相互帮衬中可以看出，金融加资源的双重垄断确实可以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恐怕这也是中国政府迟迟不愿进一步推进金融和资源领域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如果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也不见得能长久掌控。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