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两天我带着傅莉，驱车一小时去Riverside，参加林培瑞教授的“退休会”，他称“五十多年来，我主要的努力包括三方面：1）中文语言教学，2）现代中国文学与通俗文化，3）人权与“异议”政治”，受邀者多为美国中文语言教学领域的大拿们，他们多抱怨“教中文”在美国大学里“被歧视”的地位，似乎跟我们也不大相干；“人权与异议领域”来的参加者，只有李晓蓉、萧强、胡平、Jennifer Chou和我五人，我匆忙赴会，只讲了几句三十年前老布什总统在北京的那场“德州烤牛肉宴”，回家翻书才发现，我委实写过林教授一段文字，还找的一张照片，则殊为珍贵，现在只好事后补贴如下。】
2012年的“和平奖”授予狱中的刘晓波。2011年12月8日，李晓蓉、苏菲（“人权观察”的亚太部主任），我带着傅莉一行四人，从华盛顿DC先飞到新泽西纽华克国际机场，汇合从加州飞过来的林培瑞，再坐夜行航班飞奥斯陆……。
12月11日白天无事，方励之建议我们去领略““海盗文化”，说有一座“海盗船博物馆””可参观。叫了计程车，我们就往奥斯陆郊外驶去，途中经过国王的夏宫，竟是一栋农舍。挪威极富庶，资源丰沛，他们只是不肯奢华而已，国家实行令人艳羡的福利制度，社会公平指数和生活幸福度，皆世界领先，不要说后发达的亚洲拉美国家难望其项背，欧美发达国家也不敢逼视。但他们更领先群伦的还在价值、精神层面，所谓“仓廪足而知荣辱”这个朴素伦理，只有他们相称，超级大国统统不配。由此观之，现代史上人类文明的罕有进展，只发生在他们那里，世界其他地域都谈不上。所以今日执文明之牛耳者，是九世纪海盗的后裔。
方励之的兴趣即在此。后来他放到网上一篇〈奥斯陆四日四记〉中，以科学家的语言，讲得更直白：
‘对我们这种非历史内行来说，对挪威的过去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曾是个海盗（Ｖｉｋｉｎｇ）国：野蛮，抢劫，无精致文化等等，可比明朝时沿海的倭寇，或今日之索马里。为此，我们去参观奥斯陆的海盗船博物馆。十和十一世纪，挪威是海盗“强国”。对应的中国，是北宋年代。比之清明上河图上的堂堂游船，海盗船博物馆里的展品，不折不扣就是三条贼船。海盗船博物馆的展品中，也没有文字残片。一千年前的奥斯陆文化，看起来就是一窝“不识字”的海匪。而同时代的程颢与程颐，已在构建宇宙模型了。
这是昔。今天的资料则是：奥斯陆大学成立于１８１１年，明年要办２００年大庆。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的校龄，就不及海盗国的大学了。奥斯陆大学的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成立于１９３５年。在北大，以理论天体物理为主业的研究所成立于２００６年，刚满５岁。谁的不识现代“字”（广义的）的年代更长？比年代更加重要的是大学的精神。’
方励之对“大学精神”情有独钟。在我印象里，八〇年代方励之在合肥任科技大学副校长时，就是因为反对党委凌驾校长之上，宣导并坚持“校长负责制”而惹怒了邓小平；邓拿学潮和“自由化”整肃他，不过是找了一个借口。——当时的学生不懂这种“政治”的微妙。
十世纪北欧海盗对应北宋、清明上河图所绘游船对应天鹅颈船首的海盗船、抢劫对应二程理学，寥寥数语，显示天文学家的“大历史观”，比历史学家黄仁宇还要壮阔。精彩更在今非昔比：在现代化视野里，奥斯陆大学已二百年，其天体物理所也有六十五年，而北大几岁了（此处他还省略了中共一个甲子的糟蹋）？反正其天体所才五岁。方励之问：“谁不识现代‘字’（广义的）的年代更长？”
方励之将自己的这种理念，概括为一部三百年“科学注入史”，他说，“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标准，像科学的原则和标准一样，是普世的，无所谓“东法”或“西法”之分，只有落后与先进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分。”这段思想，又可以概括为一句方氏名言：“不存在一个所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就像不存在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一样。”时至今日，“中国模式”祸害全球，我们才得以返观方励之的先见之明，超越许多理论家和人文学者。
“海盗船博物馆”其实是一个简陋、冷清的旅游点。馆内陈设几条出土的九世纪海盗帆船，皆从残骸复修起来。临走时，我特意买了一件工艺品海盗船：单桅，天鹅颈船首，古拙而剽悍。
‘没有一个刘晓波的朋友得以从中国来奥斯陆见证这凄美的（poignant）时刻。身临现场者，只有那些在海外为中国人权而努力的流亡人士。以《河殇》批判中共封建性而在八十年代影响巨大的苏晓康，盛情礼赞挪威：“那些超级大国如美英法德，都是民主制度的强国，却在国际上装着看不见中国对人权的践踏，反而让一些小国挺身而出、敢作敢为。”刘晓波的朋友、人权工作者李晓蓉认为奥斯陆的“空椅子”则是“坏事变好事”，她说：“我们一点不惊讶‘空椅子’，北京对待她的公民从来如此，那可以说是常态，但是如果这一点让国际社会感到震惊，那就很好，也许震惊就是这个世界了解中国真相的第一步。”此刻，天文学家方励之，天安门屠杀后曾躲进美国大使馆十三个月，机智而俏皮的补充道：“从前在中国发生的所有暴行，从反右运动、大饥荒、文革直到六四大屠杀，都无法引起诺贝尔奖关注中国人，但是全世界从现在起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有兴趣了，这标志着中国的‘大国崛起’，这不就是中南海想要的吗？”’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后来在《纽约书评》博客版发表了一篇包括上述文字的文章。文内描述的场景，正是我们几个人从“海盗船博物馆”出来，又去几英里外找了一个咖啡馆聊天，培瑞说他要给英文媒体写点什么，请我们随便谈谈关于授奖仪式的感受。
“六四”前不久，我在北京初识林培瑞（Perry Link），一个老北京话说得比我还要标准的“洋鬼子”，他当时住在友谊宾馆，就在人民大学对面，离我家很近。我们只见了一次面，好像就是谈《河殇》。接着我们俩都卷进八九年春天那场风暴；待来年再见面，已经在普林斯顿大学了。
1989年2月26日老布希在长城饭店举行总统告别宴，一个选错了时间、地点、客人的德州烤牛肉宴，当时方励之、林培瑞和我，都在罗德大使邀请的名单上。那天傍晚，我坐辆小车往东郊赶去，沿途只见军警林立、如临大敌，但是我们都不知道，那一路上疯狂拦截的对象，只有一个方励之，仿佛一个国家的整部机器在阻截一个人。老方后来跟我描绘他们当时的感觉：“就像在荒野里被一群狼围追”。——当时陪着方励之李淑娴夫妇的，就是林培瑞夫妇。
据林培瑞自己说，他跟中国之间的“最大转捩点”，不是陪方励之夫妇进大使馆，而是那次陪他们赴老布希的宴会。原来，事后《瞭望》杂志发了一篇〈方励之赴宴背后的真相〉的报导，署名“豫木”（音），很多媒体都转载，居然编造了一个情节，说他们被拦截后，换了一辆车，想绕到长城饭店的后门进去。这篇假报导惹怒了林培瑞，他跑到《瞭望》办公室，要找这个“豫木”对质。当然他不可能找到此人。但是他说：“我的这个经验，是我研究中国四十年来最大的一个转折。因为到那时为止我还是觉得共产党、中国政府不会坏到那个地步。”这个故事，对林培瑞其人确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之效。不过，大抵洋人—尤其是汉学家们—的“中国经验”都是如此，即起初觉得共产党很美好，后来才知道他们坏得不能再坏，只不过许多人为了维持能进中国，就跟他们妥协，顺便也捞点好处，只有极少数“洋鬼子”敢跟中共硬抗；林培瑞就是一个。
从1996年开始，林培瑞上了“黑名单”，被中国海关拒绝入境，原因至今不明。他曾让我分析其中缘故，我说大概跟你担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董事会主席有关，他却不认为有那么严重。我说中共一直把普林斯顿这个流亡者群体视为“海外敌对势力”；这个逻辑，当然是一个美国人永远不会明白的。当时，是刘宾雁和我等几个学社成员，请求他来担任这个职务的。我说过，是我们这些流亡者坑了他，因为对于一个汉学家来说，不能进入中国的损失，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也许从他当年帮助方励之那一天起，他就跟那个广场结下不解之缘，使得他最终也变成一个“洋流亡者”。
摘自【寂寞的德拉瓦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