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宋史的朋友都知道，北宋自从真宗朝以后，就开始陷入了三冗的危机。至于三冗是什么，我本来把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宋祁在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奏折都复制了几句，但是发现里面有些词恐怕有点那个，想来想去还是不解释了，大家自己猜吧。

我敢于把时间、人物都写得那么详细，甚至精确到天，就表示我不是瞎编的，方便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去查询。

其实对于一个皇朝来说，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

到宋祁写这个奏折的时候，北宋已经建国快八十年，在这些岁月里，皇族从赵匡胤、赵光义、赵廷美三人已经发展到一个极其庞大的树状图，各个开国大臣、大将的家族也不断生根发芽，再加上通过科举出现的大臣、越来越多的外戚，朝廷只能不断扩大政府机构和编制来容纳他们，可想而知，朝廷财政需要负担的开销是多么的恐怖。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宋真宗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家丁，名叫张耆，后来官运亨通，在宋仁宗朝被刘太后刘娥提拔为了枢密使。

宋真宗年轻时候把刘娥买回家，他爹宋太宗不喜欢，宋真宗只好把刘娥送出王宫，就是藏在张耆的家里，害得张耆每天在王宫值通宵班不敢回去，要在主子面前避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张耆一共生了42个儿子，你想想他的家族有多庞大。

这些儿子、孙子以及后人中，成名的也不少，包括贝州之乱被诛杀的张得一、北宋末年的枢密张叔夜（搞定宋江那位），如此庞大的家族，不乏自食其力者，当然也不乏通过恩荫享受福利者。

朝廷供养这些人，以及上百万的军队（庆历禁、厢军总一百二十五万），那是相当吃力了，国家财政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所以，宋祁等人才建议解决三冗危机，把财政从悬崖边上拉回来。

第一个做出行动的人就是范文正公范仲淹，他在西北打仗回来之后深知问题的根源所在，于是他就开始搞《条陈十事》，即所谓的庆历新政。

范仲淹天真烂漫地把一二条措施用来淘汰冗官，三四条措施用来限制新入官员，后面六条才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整饬军队的。

按照范仲淹的构想，冗官是最大的问题，现在严进宽出，加大水池的放水龙头，减小水池的进水龙头，不出三年必然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结果不出两年，范仲淹自己被解决了，淘汰冗官没成功，自己被淘汰出开封核心管理层了。问题没解决，还落了个“朋党”的满身骚。

为什么？搞不动，凭他的能力，搞不动这么庞大的势力。

宋仁宗也没办法，就把这个问题搁置了下来，继续当自己纸面上的天下第一仁君，终于把试卷交给了宋神宗。

宋神宗和王安石搭伙的时候，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又过了三十来年了，这帮人更多了。

问题还是要解决三冗啊，怎么办？

这两个小机灵鬼，换了一个思路：既然三冗解决不了，那就让它继续冗着，我们找钱来填这个坑即可。

所以王安石上来以后，连续颁布了十几条法令，咦，大家有没有发现，没有一条是针对冗官的。

有针对农民和农田的，有针对劳役和水利的，有针对商业和科举的，有针对军队和军需的，搞了一圈下来，最大的成效就是把朝廷的一百一十六万二千人的军队，裁撤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精确到个位数，说明不是我瞎编的）。

结果呢，冗官几乎没动。

但是，宋神宗有钱了呀，不但填补了财政的亏空，还能拿钱出来五路伐夏。变法能够断断续续搞几十年、直到宋徽宗都念念不忘，那就是肯定有它独特的效果的。

这些巨款哪里来的呢？我一个学历史的，不擅长经济，我也不知道，王安石说“民不加赋国用足”，那就肯定是没加赋，这些钱都是大家创造出来的增长点。

因为王安石“善理财”嘛，是个高手。

2024年0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