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类不同的体制性范式

陈：阿西莫格鲁说：“我们并不问殖民主义是好是坏，我们注意到不同的殖民主义战略导致持续保留的不同的体制性范式。”这些范式就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说的“包容性”（inclusive）与“榨取性（extractive）两类。

两类国家体制：“包容性”（inclusive）体制，“榨取性（extractive）的国家体制。

包容性体制的要素包括私有产权保障、法治、民主、开放等。其组合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

榨取性体制的本质是压制与剥夺民众。其组合是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经济制度。

以历史为实验室，世界范围对比，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实验”

任：不同政体导致不同的长期效果，如许多历经欧州殖民统治的国家的历史所验证。

阿西莫格鲁等获奖学者把历史“当作是实验室，来理解不同体制性路径如何产生不同的长期经济增长效果”。他们深入研究了欧州国家在非州、北美、南美许多殖民地的历史。阿西莫格鲁说：“我们注意到不同的殖民主义战略导致了持续存留下来的不同的体制性范式。”这些范式就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书中说的“包容性”与“榨取性”两类。

不同政体导致不同的长期效果，如许多历经欧州殖民统治的国家的历史所验证。一个显例是，在美墨边境的一个城市Nogales，一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半在墨西哥，起始条件相同，但由于制度的差异，长期效果是一边繁荣富裕，一边贫困落后。

世界范围中，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制度实验”：欧州人到达美洲时，南美印第安人的经济发展比北美好。后来沿不同路径发展。

英国殖民地–美国、加拿大–自由民，私有产权，市场机制，法治

西班牙、葡萄牙中南美殖民地–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军事集团、白人权贵，垄断资源，大庄园，专制

《通道》文中具体介绍：

地理大发现（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迪亚士发现从欧洲通过好望角向东的航线），对英国和西班牙-葡萄牙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英国，王室权贵的权力本来已经受到约束，国际贸易增长的好处主要由工商业主获得。自由贸易促进英国经济增长，也使英国社会的权力结构更加向社会一边倾斜。另一方面，西班牙-葡萄牙的专制君主仍然大权在握，得以在新大陆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建立军事权贵政体，以重商主义贸易大量获取黄金白银。这种贸易使本国王室权贵更富裕、更有权、甚至更加专制。

拉美许多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多次发生军事专制和民主体制的交替，是在发展路径上换道的例子。这些国家都继承了西班牙-葡萄牙政体的一些专制要素（特别是军人专制集团junta）。它们走上那条狭窄的通道，又顺着“滑溜的坡度”离开。

在《狭窄的通道》中，他们描绘包容性体制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复杂的过程，人民保卫他们自己的自由权，而且，积极主动地，对如何把规则和行为规范施加于他们，设定限制。”换句话说，包容性体制是经历“社会斗争”而成长起来的，其中，保护私有产权、实施法治、保障自由、允诺民众广泛的经济参与，是导致长期繁荣的基础性要素。

实例：英国妇女选举权，美国人权修正案，废奴—内战，种族隔离歧视—民权运动。

陈：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循环论证，防止事后合理化的问题。就像过去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的问题一样。既然适应了环境，就意味着存活了；既然存活了，那当然就适应了环境。那么是否也可批评“既然广纳是好的，那现在发展好的地方，其制度结构一定就是广纳型的，反之亦然”是某种循环论证呢？我认为这种批评是形式主义，不得要领的。诚然，说“正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例如我们说“财产权保护”与“国民所得”有正相关性，这并不意味着改善财产权就会一定增加经济成长，也许还需要其他因素的影响。

但制度与繁荣之间确实是有因果关系的。《狭窄的通道》的两位作者2001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的重要文章──《比较发展的殖民缘起：一个实证研究》（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就表明了这一点。

两位作者引入了“欧洲移民在殖民地的死亡率”做为变量。他们发现，一个偶然原因——疟疾与黄热病的死亡率，成为关键变量。死亡率越高，欧洲人越难在该地移民扎根，因此越容易设计一个榨取式的殖民体系，将重心放在如何将殖民地资源提取为母国所用；反之若死亡率低，较易落地生根，因此也就较容易将母国较好的财产保护、分立制衡的制度移植过来。该病死亡率的巨大差异，正是南美和北美的差别。即使是在殖民地独立后，新兴起的本地政治菁英也会因为改变制度成本太大，或者是本来在殖民政权下就已经与原来制度发展出一套共生共利的关系，而直接接受原本制度。这种路径相依的特性，使得当时设立的制度持续存在，对今天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这里并无循环论证。只是由于原初一个偶然因素的差别，导致巨大的由不同制度导致的不同后果：繁荣或贫瘠。两位作者的那篇文章十年来已经被引用超过六千次，彰显了非同寻常的逻辑力量与影响力。

就《狭窄的通道》，谈中国两千年走的道路，“极权”的制度基因

任：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在《狭窄的通道》书中选择中国作为专制利维坦的代表。确实，两千年前秦始皇建立帝制，持续到今天，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

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存在走不同道路的可能性。鲁国是礼仪之邦，有孔子倡“仁”。齐国工商业发达，有“稷下学宫”，“处士横议”。但商鞅变法奠定榨取性制度，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中国、以霸权建立帝制。这个帝制已经具有“极权”体制的要素。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也不是必定走上现代极权的道路。各种势力较量的结果，是苏维埃政党取胜，建立了如毛所说“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体制。而那个党有中国传统的帮主帮规，“不绝对忠诚就是绝对不忠诚”，完全不同于现代文明社会的政党。它凌驾于社会，也凌驾于政府机构，对人民实行全面管控。

“极权”（“极端”的“极”，不是“集中”的“集”），为政治学术语，极权国家是对社会有着绝对威权并谋求完全控制公众与私人生活的政治制度。一般认为它是一个现代概念，极权制度是由政党，例如纳粹、联共（布）等具有特定意识状态的政党，推动大规模运动产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