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所在的小城乐山，玉堂街的新华书店，曾经出现过排队购买《李自成》的盛况。这部小说的作者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姚雪垠。

其实，抗战时期的姚雪垠，就已经是很出名的作家了。他的《差半车麦秸》得到过文坛巨擘郭沫若、茅盾的全力推荐，蜚声海内外；《牛全德与红萝卜》得到了国共两党评论家的齐声叫好，甚至有人建议军委会印刷数十万册下发给各战区；《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一卷问世当年即再版三次，发行数万册。

1943年2月，姚雪垠从抗战前线采访归来抵达重庆，很快就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创作研究部副部长”，部长是胡风。一个是当红作家，一个是文艺理论权威，就这样成了同事关系。初到重庆的姚雪垠，头顶“战区来的杰出作家”的桂冠，受到了无数青年的欢迎，被邀请去各处演讲。

但没有任何回忆提到姚雪垠与胡风两人之间有过往来，唯一能看到的，是姚雪垠在一篇《谈论争》的文章中提到胡风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又在《〈创作论初集〉》的后记中，不点名地批评胡风的文风“不肯通俗化”，是那种读起来叫人头疼的“天书”。胡风对此无只字回应。然而，相对于胡风公开论战的对手，姚雪垠的批评其实更显诛心。

就在这一年的辞旧迎新晚会上，冯雪峰提出了一个观点：“只有在《七月诗丛》中才能看到大时代中民族生命的火花。”这个明显偏颇的观点，顿时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被指责为是一种“宗派主义的说法”。在这次会上，姚雪垠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这样的态度后来遭到胡风毫不留情的“清算”。

1944年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何其芳、刘白羽等人带到国统区，组织左翼文艺界成立读书小组进行学习，发起了一场整风运动，姚雪垠是其中一个读书小组的成员。

但是胡风没有配合这次整风，而是发动了文艺界的“整肃”运动，向文艺战线内部的“反现实主义逆流”宣战，其中的矛头也指向了副部长姚雪垠，批评姚“对生活的卖笑态度”，他的小说《戎马恋》《春暖花开的时候》《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全都遭到讨伐性的批判，被诠释为“娼妓文学”和“色情文学”。随着批判的扩大化，姚雪垠甚至被冠以“娼妓作家”和“色情作家”的头衔，恨不能把他批倒批臭。

胡风要点名清算的作家还包括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沙汀、臧克家等。后来出于集中火力的需要，便将主要矛头对准了姚雪垠。1946年，全国的进步刊物都在清算姚雪垠。

对此，忍无可忍的姚雪垠在数年后公开反击说：“善意的批评我绝对接受，恶意的诋毁也‘悉听尊便’。我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这些表面革命而血管里带有法西斯细菌的批评家及其党徒，能拿出更坚实的作品来，不要专在这苦难的时代对不能自由呼吸的朋友摆擂。”

这篇《论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刊登在北平《雪风》第3期上，是现代文学史上公开批评胡风宗派主义的第一篇文章。

姚雪垠的反击，引起了胡风等人的震怒。他们甚至无中生有的认为，替姚雪垠出版书稿的“怀正文化社”是国民党的文化机关，由此认定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

以胡风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姚在胡风派的批判声中，文坛地位一落千丈，几乎被“主流文艺界”抛弃了。

此时，大批文人在香港隔岸观火，他们是遵照中共的指示前往香港，准备分批进入解放区的。在香港自由的环境中，他们可以畅所欲言，把对于胡风的不满爆发出来。

1948年郭沫若在演说中暗指，胡风等人的创作是“反人民的文艺”。3月《大众文艺丛刊》在中共文委领导下创刊，决定要对过去的文艺工作作一个检讨，同时提出对未来工作的展望。在这种情势下，全面展开了对胡风等人的理论批评，不知何故，把姚雪垠也附带列入了批评对象。

《大众文艺丛刊》的编辑班子是当年重庆党的文艺领导，如乔冠华、邵荃麟、胡绳等。胡绳在《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了两篇文艺批评，一篇批评胡风最赞赏的作家路翎，另一篇批评茅盾最欣赏的作家姚雪垠。

胡绳在丛刊第一辑中批评路翎：“一面批判着知识分子，一面又用浮夸的自欺来迷糊知识分子真正向前的道路”。他在丛刊第二辑中更严厉地批评了姚雪垠，他认为姚的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是一部“失败”的作品，《春暖花开的时候》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批判”，而《长夜》则充斥着“地主少爷的浪漫情调”。胡绳是姚雪垠的老朋友，交往甚密，他不但了解《春暖花开的时候》的创作过程，而且这部小说最初还是在他主编的刊物《读书月报》上连载的。既然如此，胡绳为何还要如此严厉地批评姚雪垠，动机何在？

胡绳批评路、姚，表面看好像是各打五十大板。其实，在胡绳等已经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人们心中，胡、姚双方的理论与创作都是错误的，两者并无区别。

对此，胡风立即组织了反击，胡风派的作家路翎愤怒地指责胡绳，把他与姚雪垠同等看待。姚雪垠就这样很不幸地被卷入了这场论争，成了双方的箭靶子。

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隆重召开，来自解放区与国统区的作家欢聚一堂。所有与会代表都把参加此次盛会看作一种身份和荣耀，是新政权对集合到她旗帜下的作家的认可。文艺界有824人受到邀请，其中一些作家只是稍微有点儿名气也被邀请出席。唯独姚雪垠作为抗战时期成长起来的“最为杰出的一个”青年作家，却不在邀请之列。

为什么会是这样？有人认为与几年前胡风发动的那场针对他的“整肃”有关。

但仔细分析当时的背景，恐怕不是这么简单。毕竟，胡风那时的地位还做不到一手遮天。

从1949年到1954年胡风任职的情况来看，他不过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常委，却没有一个有实权的职务。而担任首届文联主席的郭沫若，作协主席的茅盾却正是当红的时候，他们如果想要推荐并邀请姚雪垠来北平参加文代会，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两人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要知道，茅盾与姚雪垠的关系那可是非常好的。茅盾对于姚雪垠的作品，一向都评价极高。可是在这件事上，郭、茅二人都保持了沉默。

在新体制下被边缘化的姚雪垠，很落寞地从上海大夏大学回到河南，再后来去了武汉做了专业作家。

在单位他不被重视，工资不高不说，还被安排住在距公厕只有一丈远的小屋里。他不甘沉沦，为了适应新形势，他努力调整自己的创作思路，到工厂体验生活，创作了《携手》，后又改写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捕虎记》。这种主题先行的作品写得非常糟糕，连自己都感觉读不下去。姚雪垠于是改变方向，将文学创作转入地下，偷偷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这种“地下写作”不久便被发现，受到同事的检举批判。姚雪垠心有不服，与领导慷慨辩论，愤激之下将文稿付之一炬。这种态度，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为自己挣来了一顶右派帽子。

胡风也在更早的时候，因反革命集团案遭到逮捕，并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本人则在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969年又被加判为无期徒刑。

如果说，胡风1944年的文艺整肃，最终只是给姚雪垠造成了身心伤害，但轮到他被整肃时，其伤害的程度和范围，就是百倍千倍了。

原来，天道是轮回的。无数的人置身其中，彼此相残，乐此不疲，这才是最可悲的。

好在姚雪垠凭借自己的顽强，在劣境中自强不息，写成了五卷本30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参考资料：

吴永平《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

许建辉《胡风与姚雪垠旧案一桩》

《姚雪垠的悲剧，被批色情作家》

2024年11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