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目前这个时代，假装相信的愿望似乎已经破灭，篡改已经变成了真相的连锁反应。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Jeffrey A. Tucker撰文／信宇编译
美国知名科技企业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最近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我们正经历著有生以来最戏剧性的偏好连带（preference cascade）。每天我都能听到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
我想，这一句话可不寻常，于是我上网搜索了一番。这句话出自30年前写的一本书《私下的真相，公开的谎言：偏好篡改的社会后果》（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1995），作者是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经济学家蒂穆尔‧库兰（Timur Kuran）。
我下载并阅读了这本书。整本书写得很精彩，似乎涵盖的话题包罗万象。也许对于许多读者来说，这本书讲得有点深奥。无论如何，库兰在书中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语言来描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在几个月前，人们还不敢戴印有“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不敢公开表达对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川普）的支持。然而，川普却在遭遇多次暗杀未遂之后，不仅赢得了民众的投票，还赢得了选举团的选票，并一举拿下了众议院和参议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这个总统交接的关键过渡时期，人们怎么会普遍认为如今的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已经不再是拜登-哈里斯（Biden/Harris），而是川普-万斯（Trump/Vance）？
外国领导人纷纷到远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朝圣，而各国王室称赞川普是一位伟大的领袖，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一切都在瞬间改变，至少看上去是那样的。也许，政权更迭的倾向早已在空气中弥漫，只是没有显露出来。只有通过保护选民私隐的安全投票构成的公平选举才能揭示真相。
库兰在书中谈到了偏好篡改（preference falsification），即“在感知到的社会压力下歪曲自己真实意愿的行为”。这个概念不同于自我审查，因为人们对自己的真实想法直截了当地撒谎。当谎言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人们就会开始相信谎言，在本质上过着虚假的生活，一方面宣称自己忠于某一种思想，另一方面却在内心深处坚持着另一种思想。
在书的开头，库兰举了一个最普通的粉刷墙壁的例子。你受邀去一位朋友家做客，他家的墙壁被重新粉刷成了时下最时髦的颜色，主人对此引以为豪。主人征求你的意见。你并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是随声附和，赞扬墙壁粉刷得非常好。
这时你已经篡改了自己的偏好。“偏好篡改的具体目的是操纵他人对自己的动机或倾向的看法”，他写道，“就像你恭维主人，让他觉得你和他的品味是一样的。”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案例，然而反映的问题却无处不在。这都是社会压力、同龄人的期望、不出风头的愿望、随波逐流的动力等因素造成的。这就是丹麦童话“国王的新衣”所揭示的问题。尽管国王赤身裸体，然而每个人都说国王的新衣很漂亮。这个故事听起来很荒诞，然而事实上，故事反映的认知方式推动着当前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
库兰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在于，他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写作，却摒弃了经济学家惯用的工具包，转而依赖心理学和社会学。这样一来，这本书就像18世纪或19世纪人们读到的老式著作一样，是一位博学之士借鉴多种学科知识写成的论文，有点像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的著作《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
这类书籍很少能获得专业人士的青睐，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搞科学”的主流方式，然而它们最终会在大众文化中扎根。
经济学专业的偏好篡改论认为，这类书籍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这本书的作者摒弃了自己按专业要求写作的倾向，而是写了一本意义深远的书。
他仔细研究了印度的种姓制度、共产主义的兴衰以及美国的平权法案。在每一个案例中，当权者都站在某一边，而每个人都知道如何站队和篡改偏好。
无论哪种情况，公众舆论都坚定地站在政权的一边。然而在每一次事件中，形势总会出现一些变化，公众的情绪也会随之变化。隐藏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艰深晦涩的道理变得浅显明了。人们开始说出自己的想法，并按照自己的实际观点行事。在每一种情况下，政权都失去了控制，风行一时的“正确思想”瞬间无法立足。
这就是库兰所说的偏好连带时刻。它可以在一瞬间发生。似乎不知基于什么原因，人们突然之间拒绝种姓制度、共产主义和DEI（Diversity/多元、Equity/平等、Inclusion/包容）雇用原则，仿佛每种制度一直以来都是可怕的，必须立即废除。
柏林墙的倒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前一天，柏林墙仍然守卫森严，对国家安全和民族认同至关重要，配备了所有杀伤性武器，得到了一方所有人的认可。而在第二天，就好像没有人再真正关心它了，汽车飞驰而过，在士兵们的注视下，柏林墙被拆毁了，随后士兵们也加入了拆毁的行列。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了偏好篡改突然变成了偏好连带。
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论看作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的“科学革命的结构”（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在社会变革中的应用。当反常现象令所谓的“正确思想”在礼貌社会中难以为继时，就会出现偏好连带。在前范式（pre-paradigmatic）时代，人们争先恐后地寻找新的前进方向，为面临的各种问题寻找新的操作手册。
在库恩的观点中，科学的进步只是随着守旧派的垮台而发生的；然而在库兰的主张里，科学的进步是一蹴而就的，因为人们决定不再撒谎。
在这种模式中，谎言必然是公开的，并受到社会压力的影响。当你去商店购物时，你只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根本不买任何东西。但当你参加集体宴会或在别人家吃饭时，你更倾向于随大流。当然，1960年代的许多社会心理学实验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些实验反复证明了人群和同伴压力的力量。
我们通常不会认为这个理论适用于整个社会，更不会同时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然而如今这种情况似乎正在发生。昨晚有一则头条新闻说德国政府已经垮台，然而我认为这个现象绝对不是孤立的。加拿大、法国、西班牙、巴西、以色列和其它无数国家的政府也可能面临来自内部的压力。
这些现象涉及的主题是一样的：人民与当权者。
谈到这里，我们不禁联想到围绕新冠病毒（COVID，即中共病毒）的种种偏好篡改现象。在公共场合，与他人保持六英尺的距离，戴一个看上去脏兮兮的布口罩，这样就能阻止感染医学上不严重的呼吸道病毒？真的有人相信这一点吗？
针对这种传染病毒短时间内就发明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病毒疫苗？这是真的吗？还有许多更荒唐的例子：不准唱歌，只能在密封的帐篷里演奏乐器，用消毒液浇身，禁止滑板和冲浪，在边境强制隔离两周，如此等等。
这一切都太离谱了，人们一度愿意忍受这种日本歌舞伎式的繁琐规定。然而在某个不确定的时刻，也许是在各种反复的回合中，人们越来越对此难以置信。将近五年后，我们知道有人在撒谎，正如我们四年来在上千篇文章中详细探讨的那样。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向公众揭示被人有意隐藏的诸多真相。
然后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问题：他们还撒了什么谎，撒了多久的谎？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假装相信的愿望似乎已经破灭。篡改已经变成了真相的连锁反应，可能这才刚刚开始，而结局肯定具有不确定性。
正因如此，库兰的这本书才有了新的生命力。我向大家强烈推荐这本书，并进一步推荐探讨这个话题的其它书籍，包括比利时临床心理学教授马蒂亚斯‧德斯梅特（Mattias Desmet）所著的《极权主义心理学》（Psychology of Totalitarianism，2022）。这些书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时代，将看似随机和神秘的现象转化为可以识别的模式，让我们比以前更清晰地看待世界上发生的林林总总的事件。
毫无疑问，这种偏好连带肯定会持续下去，直到公众已经了解了所有值得了解的事情为止。
本文刊自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网站。
作者简介：
杰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总裁。他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并以五种语言出版了10本书，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锁》（Liberty or Lockdown,2020）。他也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2019）一书的编辑。他还定期为《大.纪.元;时报》撰写经济学专栏，就经济、技术、社会哲学和文化等主题广泛发声。
原文：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and Cascad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