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贝兹梅诺夫专访（网路截图）

主持人：G.Edward.Griffin,爱德华.格里芬

受访者：Yuri Bezmenov尤里.贝兹梅诺夫

（编者按：这个专访是在1984年进行的，旨在提醒美国防止苏联的。而当1991年苏联解体后，很多人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但是，随着中共的壮大，其统治世界的野心也逐渐暴露出来。中共不但继承马列主义的暴力与谎言的基因，而且把克格勃的渗透、策反的手法全部学会，成为新的毁灭世界的邪恶帝国。所以这个视频中披露的克格勃的各种手段、策略和共产党思考方式，及美国应如何反颠覆的建议和警告，对现在的美国和台湾以及所有的民主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说明：1.下内容根据相关视频https://dgjpqdgbauhf.cloudfrontnetj.store/s/pEB9KxWYMy

翻译整理，因本人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够准确的地方，请参照原视频理解专访内容。

2.因为译文过长，为了帮助读者快速找到感兴趣的重点，我把内容分为三大部分，每一部分下面又按照内容加了小标题。小标题部分和括号里的内容都是编译者后加的。）

第一部分：概述。

第二部分：通过讲解幻灯片来谈具体的事例。

第三部分：意识形态颠覆的4个阶段和对策

第一部分概述

包括：1.仇恨洗脑的童年。2.不同体制下生活的差异。3苏联.的暴政。4.劳改营是否还存在？5.普通苏联大众对苏联体制的态度。6.苏联政体将如何毁灭。7.给自由世界的忠告。8.叛逃的过程。9.叛逃后的生活

主持人：与我们对话的是尤里.亚历山德洛维奇.贝兹梅诺夫。他出生与1939年的莫斯科近郊的一位苏联高官之家。曾接受苏联精英学校的教育，现精通印度文化及当地的多种语言。他曾任职俄罗斯新闻社（RIA Novosti）这个苏联新闻部门和宣传机器，同时也是克格勃的分支机构。他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洗脑来莫斯科访问的外交使团。接下来他会透露一些他们的工作手法，以及如何在自由世界的媒体上植入他们想要的信息并发表。1970年时，他在完全厌恶苏联政体之后，冒着生命危险逃到西方。他绝对是这个世界上了解苏联宣传手法及制造假消息和行动策略的顶级专家。

贝兹梅诺夫先生，让我们从您童年的记忆谈起吧！

1.仇恨洗脑的童年

贝兹梅诺夫：我对于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二战，更准确的说是二战的结束。当美国突然从帮助我们打败纳粹的友邦，一夜之间变成死敌。一切都是那样让人不可置信。报纸上充斥着对于好战和极具侵略性的美帝国主义的描绘。苏联灌输给我们的是，美国这个侵略性的强权，马上要入侵我们美丽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情局正在我们美丽的马铃薯田里散播科罗拉多金花虫来摧毁我们的庄稼。每个学生的笔记本后面都有一张金花虫的图片。我们被派往农田，寻找小金花虫，当然没人会找到金花虫。同时，我们也没找到任何马铃薯。当然，没有马铃薯的罪责也要由堕落的帝国主义来背锅。

苏联宣传中的歇斯底里和反美、恐美情绪的行动达到如此之高的强度，以至于许多不善于质疑和容易动摇的人真的会相信，美国马上就会入侵我们美丽的祖国。不过有些人私下里盼望着美国真的会入侵。

2.不同体制下的生活差异

主持人：这很有意思。回来讨论在苏联或者任何共产主义国家的生活，在美国大学里我们会读到苏联的政体和我们不一样，但也并非完全不同。世界上所有的政体都有一个交汇点。无论你生活在哪一种政体下都一样，都存在腐败、无诚信和暴政之类。以您个人的经验来说，在共产国家生活和在美国生活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贝兹梅诺夫：生活上的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简单来说，苏联是一个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个人是没有任何权利和价值的，其生命如同一只虫子一样微不足道，用完即丢。反观在美国连穷凶极恶的罪犯也会被像人一样对待。他会经过合理的审判，有些甚至利用其罪行谋利，如出版在狱中的回忆录，并从疯狂的出版商那里得到一笔丰厚的酬劳。当然日常生活千差万别，这要取决于我们讨论的目标人群。

从我个人来讲，从未受过共产主义的迫害，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是高级军官，哪里的大门都为我敞开，各项费用也是政府出资，我也从未和当局以及警察产生过任何问题。我可以说我曾享受社会主义带给我的特权，或者说我有理由喜爱所谓的社会主义体制。我投诚的原因与让生活变得充裕没有任何关系，主要是因为基于道德的愤慨和反抗苏联体制的非人道做法。

3.苏联的对内对外暴政

主持人：有没有哪一点让你特别反对的？

贝兹梅诺夫：首先我要反对的是对于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分子的迫害。在我还是一个年轻学生的时候，我曾目睹了最令人发指的迫害。那时正是从斯大林时代末期过度到赫鲁晓夫的动荡时期，从完全的暴政过度到某种形式上的一定自由。

第二，当我开始为苏联驻印度大使馆工作时，我惊恐的发现我们相比人类史上的任何殖民和帝国强权更具有压迫性。我的国家并不为印度带去自由以及两国间的进步和友谊，而是种族主义、剥削、奴役以及经济上的低效能。正因为我爱上了印度，所以出现了“不完全忠诚”的想法，这对一个克格勃来说是极其危险的。也就是说，一名特工喜爱自己派驻国多于喜爱苏联。我真切的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国度。一个拥有巨大反差，但同时又拥有伟大的人文精神和伟大的包容性，以及哲学和知识的自由。我的祖先还是穴居人并茹毛饮血时，印度就在6000年前有了当时的高度文明。所以我做出了与苏联国家利益相悖的选择，我决定叛逃并与这个残忍的政权完全脱离。

4.劳改营的问题

主持人：贝兹梅诺夫先生，我们读过很多关于斯大林郑权下的劳改营，现在美国大众认为那些已经是过去时了。这些事情现在还在发生吗？情况如何？

贝兹梅诺夫：苏联的劳改营体制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囚犯的人数有变化。当然这些是苏联自己提供的数据所以没有可信度。我们不知道苏联劳改营里有多少政治犯，不过我们能从其他消息来源推断大约有2.5到3千万苏联人被奴役强迫劳动。一个和加拿大相同的人口正在被劳改。

主持人：不可思议！

贝兹梅诺夫：所以我认为有些知识分子，试图说服美国大众，劳改营已经是过去式了。他们不是故意误导舆论，就是没有脑子。这些人选择性视而不见，并且缺乏知识分子的良知。

5.普通苏联大众对苏联体制的态度

主持人：我们讨论了美国的知识分子和苏联的知识分子，那么大众是如何呢？例如工人。他们支持苏联政体吗？还是说他们只是忍受这个体制？他们是什么态度？

贝兹梅诺夫：平常的苏联公民，当然如果他们真的可以称之为公民，不喜欢这个体制。因为它杀戮，伤害所有人。这些人也许不懂得背后的原因，也可能是没有足够的信息，或者是没有足够的教育背景。在我看来，苏联国内大部分人都不认为支持苏联政体是有良心的做法。就连那些社会主义的既得利益者也不支持。如同我自己，作为精英阶层的一员，也不支持这个体制。既得利益者们出于不同原因厌恶这个体制，并不是因为物资短缺。而是因为不能自由思考，长期活在恐惧之下、口是心非、人格分裂。这是我的国家最大的悲剧。

6.苏联政体将如何毁灭

主持人：您认为公众有任何推翻并取代这个政体的可能吗？

贝兹梅诺夫：这个政体最大的可能是在未来被其内在的“自我毁灭”机制摧毁。这种机制深植于任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政体。因为这样的政体没有任何的反馈机制，并且也不依附于大众的信任。但是在那（自我毁灭）发生之前，这个团体（苏联）正被西方世界的跨国公司、建制派以及政府所支持当然还少不了知识分子。美国很多所谓的学者以支持苏联政体出名。只要苏联还能从那些民主与自由的叛徒那里收到资本、金钱、科技、粮食订单以及政治上的认同，那我的国家（苏联）就没有任何希望发生任何改变。政体也不会自己坍塌。正是因为所谓的美帝国主义正在哺育苏联。这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悖论。资本主义世界在主动的支撑和滋养其最主要的毁灭者。

7.给自由世界的忠告

主持人：我觉得，您是有一些忠告给我们。

贝兹梅诺夫：是的。我要说的是这一切必须要被制止，除非你想被发配到古拉格，并享受“社会主义公平”——无偿劳动、浑身长满虱子。唯一不同的是，你们会睡在阿拉斯加的木板上（而不是西伯利亚的）。除非民众觉醒并逼迫政府停止援助苏联法西斯。

8.叛逃的过程

主持人：之前您提到您离开苏联的原因。可以更详细的了解一下您的逃脱过程吗？一定很危险吧？

贝兹梅诺夫：并没有很危险，只是很疯狂。首先，由于苏联政府的强力施压，在印度叛逃西方是几乎不可能的。

主持人：抱歉，打断一下，您当时在印度？

贝兹梅诺夫：是的，我当时是苏联驻新德里大使馆的新闻官。苏联外交人员叛逃几乎是不可能的，是自杀性行为。因为英迪拉.甘地（当时的印度总理）是苏联的亲密战友，在议会通过一项法案，“任何叛逃者在印度共和国的领土上的任何大使馆，都不能取得政治庇护。”这项法案相当虚伪，因为只有苏联叛逃者才需要政治庇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通过学习“反文化”的方法，计划了一个疯狂的方案。当时印度有上千名美国的青年男女，他们留长发，打赤脚，吸食大麻，有时假装学习一下印度哲学。印度警察极度厌烦他们，印度人嘲笑他们一无是处。我仔细研究了他们的行程路线和他们的用语，以及吸食什么种类的大麻。终于有一天我混入了这群嬉皮士，得以避开印度警察。我穿了一身标准的嬉皮士行头——蓝色牛仔帽、长衫，一对零碎饰品。为此我还买了一顶假发。短短几周我要从一名保守的苏联外交人员变成一个进步主义的美国嬉皮士。那是我唯一可以避免暴露行踪的办法。那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验，当然一切都是必要的。就我作为一名苏联大使馆员工的经验，我知道许多苏联叛逃者是被印度警察出卖的，其中一些西方国家的大使馆也在其中扮演着卑鄙的角色。根据苏联方面的消息，某些算不上双面间谍的，毫无道德良知的人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碰上这些人就死定了。我必须极度小心，不能相信任何人。以上就是我用这种荒唐方式叛逃的原因。

主持人：如果你在叛逃过程中被抓，你会面临什么后果？

贝兹梅诺夫：最大的可能是劳改营。或者克格勃官员一时兴起，被处决也不是不可能，当然是秘密处决。我的逃亡之路也就到此为止了。

9.叛逃后的生活

主持人：你什么时候才到达美国？

贝兹梅诺夫：1970年，在雅典经过六个月中情局对我的审查，大概联邦调查局也参与其中。之后他们让我去了西德，然后加拿大。我选择去加拿大，并改换身份以求保护我还在苏联的家人和朋友。我当时也很多疑，因为克格勃和潜伏在美国的双面间谍都在找我。所以我当时想离得越远越好。我让中情局给我一个新的身份，然后就不用管我。我作为一名学生在加拿大留了下来。我从农场帮工到洗衣店司机到语言老师换了许多工作。最后为在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广播公司工作。

主持人：你受到过任何生命威胁吗？不愉快的经历？

贝兹梅诺夫：是的。叛逃5年后，克格勃发现我为加拿大广播公司工作。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开始为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海外频道，一个类似与美国之音的机构提供俄语广播。苏联的监听部门当然会查明每一个新的播音员。当然他们最终发现我不是托马斯.舒曼，我的真实身份是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贝兹梅诺夫，正在为加广工作，而且正在破坏美好的加苏友谊。苏联驻加拿大大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利用其私人关系来诋毁我，他向皮埃尔.特鲁多（当时的加拿大总理），这个亲共者抱怨。加广的管理层丑态尽露，唯唯诺诺，表现的根本不像一个独立国家的代表。他们谨尊每一条苏联大使的训诫，他们竟然无耻的开始分析我所广播的内容并上报苏联。很快他们就找到一些会冒犯苏联政治局委员的言论，因此我必须离开那个工作岗位。当然也有一些暗示性的恐吓，例如警告我过马路要小心，魁北克的交通很繁忙。幸好我了解这些心理招数以及克格勃的运作方法，永远不会让自己被他们吓倒。他们认为叛逃者会被恐吓威慑住，一旦他们发现你害怕，他们会顺藤摸瓜，直到你放弃反抗并为他们工作，或者迫使你无法进行任何政治活动。不过这在我身上并未奏效，因为我倔强的继续为加广工作。作为反击，我对他们说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和你一样自由，而且我的车也可以开的很快。当年加拿大还没有枪支限制，我地下室有几把不错的霰弹枪，欢迎带着你的机关枪来做客。所以他们的恐吓手段没有达到效果。于是他们就更换手段，与加拿大政府的最高层接近，他们在那里得到了成功。但是就我个人层面来说，他们失败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