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其实好人和坏人的区分并不难。当大家都处于一个相同的环境中，面对某件事，在没有外来压力强迫你必须做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做，也可以不做，那么好坏的标准就出来了。
1966年，曾任西南联大教务长的潘光旦，被红卫兵小将勒令和其他人一起在操场跑步。可是他只有一条腿，大家都为他求情。最终，潘光旦被勒令去菜园除草。独腿的潘光旦因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蹲着工作，恳求小将让他携带一个小凳，以便能坐着除草，竟遭到昔日的学生拒绝。他被迫坐在潮湿的地上，像畜生一样爬行着除草。此时，他已身患肾病，很快就发展为尿毒症，不久就病逝了。
毫无疑问，在这件事上，潘光旦昔日的这个学生就是坏人，而且是典型的坏人。因为他（她）可以让潘光旦坐在小凳上除草。这对他（她）毫无风险，完全可以做到，但他（她）却毫无人性地拒绝了。这种人就是坏人。
也是1966年，中山大学红卫兵到学校东南区一号楼抄家，打伤了陈寅恪的夫人。当时，想抄谁家，可随时前往，并非都出于政治原因，有的只是为了勒索财物，弄些珠宝首饰之类。
运动升级后，红卫兵想要强行将病中的陈寅恪抬到大礼堂批斗，陈夫人出面阻拦，被推倒在地。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陈寅恪的清华弟子刘节找到红卫兵，表示愿意代替老师接受批斗。
会上有人问刘节有何感想，刘节回答说：“我能代表老师接受批斗，感到很光荣。”
在批斗老师这件事上，谁是坏人，谁是好人，岂非一目了然。当然，我们不能说参与批斗老师的学生都是坏人，但我们至少可以说，那个推倒陈夫人的学生，那个问刘节教授有何感想的学生，就是坏人。因为这两人可以不推不问，但他们却推了问了——彰显出他们是与众不同的坏人。
02
1951年的深秋，年仅19岁的北大中文系女生乐黛云，与绝大多数北大师生一同前往江西，奔赴土改第一线。北大文科师生组成的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12团，负责江西吉安地区的土改工作。
乐黛云被分派到一个拥有4000多口人的大村，并安排她担任了土改工作组组长。对此重任，她“感到十分茫然，十分缺乏自信，有时甚至浑身发冷！”当时正值大反“和平土改”，她负责的村子已经按《土改手册》划出了8个地主，但上级还是认为不够彻底。直接领导她们的是一位副县长，多次批评乐黛云这个工作组的知识分子思想太“右”，手太软，特别是她这个女组长更是不行，要她重新发动群众。由于总感觉乐黛云这个女组长贯彻不力，副县长决定亲自上阵，这天他突然带了几个民兵来到村里，宣布第二天召开大会，8个地主统统就地枪决。乐黛云争辩说，政策规定只有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才判死刑，这样做不合政策。但这位副县长却说，不这样杀人立威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并告诫乐黛云要站稳阶级立场。
乐黛云后来回忆说：“第二天大会上，我亲眼看见好几个妇女在悄悄流泪，连‘苦大仇深’的妇女主任也凑在我的耳边说：‘那个人不该死！’她说的是在上海做了一辈子裁缝的一个老头，他孤寡一人，省吃俭用，攒一点钱就在家乡置地，攒到1949年这一生死界限（土改以这一年占有的土地为标准划分阶级），刚好比‘小土地出租者’所能拥有的土地多了十余亩！这个裁缝并无劣迹，还常为家乡做些善事，正派老百姓都为他说情，但我们只能‘按照规章办事’！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见枪杀，看见‘陈尸三日’。我不断用‘阶级斗争是残酷的’这类教导来鼓舞自己，但总难抑制心里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哀。”晚上回到住处，乐黛云禁不住大哭了一场。
在杀人这件事上，理当慎之又慎！既然有《土改手册》作为标准，而乐黛云领导的土改工作组又是按政策规定办的，副县长理当认可。但他却不按政策办事，随意发挥，草菅人命，这种人就是坏人，典型的坏人。
03
罗原是罗瑞卿大将的小儿子。1966年，罗原上初中一年级，这一年发生文革，学校到中途就不上课了。
此前，罗瑞卿已被打倒。这天，来了一大帮高干子弟抄罗瑞卿家，他们用皮带抽打罗原的母亲，剪她的头发。罗原的姥姥和姥爷也遭到了这群高干子弟的殴打和侮辱。后来，姥姥、姥爷被押回老家，姥爷含恨自杀，姥姥不久也去世了。罗原清楚地记得，这些来抄家的高干子弟，都是他和姐姐的同学，他们的父亲和罗瑞卿级别相近。这件事情对罗原刺激很大，教育极深，使他看透了人性。经过这件事情之后，罗原和这些同学就再不往来了。
抄家之后，家里的条件就完全不一样了。原先照顾罗家生活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了，罗家姊妹只能自己买煤、买菜，暖气和热水也都停了，开关就在一个锁着门的操作间里。有一次罗原的哥哥砸开玻璃，把开关打开，一下子家里就暖和了，但只要监管人员发现，就会立刻关掉暖气。他们的做法很明显，就是要让你活得难受。那时候，只要罗家的子女出门，胡同里的孩子都会拿石头攻击他们，向他们吐口水。罗原倍感孤立无助，没有人出面保护他们，只能默默承受，忍气吞声。
到了1967年，罗原家搬到了白塔寺附近华嘉胡同的一个小院子里。那时，组织上一个月发给20元生活费，这笔钱是从罗瑞卿夫妇的工资里扣除的。秘书们住在正房，罗家几个孩子和母亲挤在西厢房的3间小屋里。很难得的是，也有一些人暗中帮助他们。罗家姊妹不会生炉子，大师傅就主动把点燃的蜂窝煤炉子端来。做饭的时候，罗家姊妹发面发不好，不是碱多了，就是发酸了，大师傅就帮忙把面弄好。这些底层工作人员都是暗中相帮，不能让秘书看见。就是从这时候起，罗原一下子长大了，那些从前唯唯诺诺的秘书，完全换了一副嘴脸。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人在落难的时候看得最清楚了。
04
有一天上课，西师教授吴宓讲授古文句式时，曾举例说：“吴宓者，西师之教授也。三两犹不够，况二两乎？”讲台下同学应声大笑。当时正是困难时期，食物匮乏，教师每月的口粮定量只有23斤，吴宓借此讲解古文句式，不乏风趣。但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得知此事后，却责令吴宓检讨，还上纲上线说他这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
这后来成为吴宓的一条罪状。文革中，吴宓被红卫兵无休止地批斗，饱受摧残。在梁平分校批斗时，吴宓被拉上高台示众，一红卫兵嫌年过七旬的吴宓行动迟缓，将他从高台上推了下来，导致老人左腿骨折。回到西师后，吴宓拖着一条断腿，孤苦伶仃，艰难度日。
吴宓的不幸遭遇中，固然有大环境造成的因素。但也不可否认，与坏人的作恶密不可分。他一个中文系的教授，以自己所处的实际情况，讲解古文句式，生动形象，学生爱听，易学易懂，何错之有？结果却被指为对政策不满，如此说话者不是坏人又是什么！
又可悲者，师范学院本是培养爱己及人的教师，结果却异化而为暴徒，将老人从高台推下，如此狠毒之心，不是坏人又是什么？
此二人，本可以选择不作恶，让自己保持一份良善之心，而自己也不会受到任何损害。结果却放弃良善选择了作恶，把自己变成了货真价实的坏人。
这些人，如果后来通过反思，意识到自己曾做过坏人，深切忏悔当年的所作所为，他们的灵魂仍然可以得到救赎。但也不可否认，他们中的有些人，会将恶性固化下来，怙恶不悛，变得既蠢且坏，这就是大家看到的一种现象：坏人变老了。
2025年02月0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