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献“三分疲楚”策略，吴国以小搏大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亲自率领3万精锐部队伐楚，五战五捷，长驱直入，一度占领楚国郢都。楚国上下在灭顶之灾中团结起来，反抗吴军暴行，秦哀公发兵援楚抗吴，吴国内部发生了夫概叛乱，还受到越国重兵袭击，结果吴军大败而归。

关于伍子胥向吴王阖闾奉献的攻楚之策，《左传·昭公三十年》记载，吴王阖闾问伍员：“‘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肆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蔽。亟肆以罢（疲）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闾从之，楚于是乎始病。”这就是伍子胥提出的“三分疲楚”策略，事在公元前512年。

在这里，“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是伍子胥对楚国政情的判断，意思是说，楚国执政的官员多，他们互相不和，没有一个敢于承担主要责任。伍子胥认为，针对楚国政情，如果把吴军分为三部分，轮流骚扰楚军，吴军一部分出击，楚国必定调动全部兵力应战；等到楚国军队开过来，吴国军队主动避让，让楚军扑空。然后组织第二轮进攻，迫使楚军处于持续紧张状态之中，陷入疲于奔命、劳累不堪，将士将普遍厌战，战斗力受到极大削弱。“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使楚国及其军队极度疲乏，无法弄清我方意图，然后集中兵力，发动总攻，必定大获全胜。

荀罃首倡“三分四军”，加强晋国防御

伍子胥的“三分疲楚”策略，受到晋国方面军统帅荀罃“三分四军”战术的启示。

晋楚两大诸侯国战争不断，郑国夹在中间，成为双方争夺的目标。在争夺郑国的战争中，楚国运输线很长，晋国后勤供给线较短。公元前564年，晋国中军帅荀罃提出：“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暴骨以逞，不可以争，大劳未艾，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大意是说，把晋国的四军分为三部分，联合诸侯的精锐部队，用以迎击楚军；我军以逸待劳，将士精力充沛，而楚军远道而来，体力和给养不能与我军相比，因而不能投入战斗，这样，（战争减少）比两军不断地交锋好得多。长期用大量人命来拼，不可以作为争夺胜利的策略，那样做的话，后面更大的劳苦和伤亡，永远没完没了。（减少战争和伤亡）自古以来的法则，要依靠君子的智谋。按照荀罃“三分四军”的主张，晋国把上军、中军、下军、新军分为三部分，并设立总预备队，总预备队用以应对前线不时之需，为前线补充兵员，所以称为“三分”而不称为“四分”。“四军”是指当时晋国的四个方面军，即上军、中军、下军、新军。“三分四军”策略重点在于轮流出动三分之一的兵力骚扰楚军，诱使楚军不得不常年处于被动应战状态，加剧楚军所处劣势地位，使其将士疲倦厌战，消耗其主动进攻能力。而晋国军队积极主动、坚持不懈地骚扰、挑战，但不与楚军决战。同时，军队的三分之二正常训练，养精蓄锐。贯彻这个策略，晋国加强了对楚国的防御。郑国虽然仍然在晋楚间摇摆，但明显偏向晋国。

晋悼公采纳“三分四军”之后不久，提出予民休养生息政策，两者结合施行，收到积极效果，晋国一度恢复霸主地位。“三分四军”是春秋晋国历史一个亮点。

吴国的战略战术

伍子胥的“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颇有运动战战略战术思想，在冷兵器时代，可以算得上一个战略战术构想了。其一，“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表达的是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积极寻求战机，骚扰敌人，打击敌人，迷惑敌人，削弱敌军的战斗力，具有战术性质；其二，“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主要是表达想要达到的目标，具有战略性质。伍子胥的设想，在反复、接连、持久地进行攻击、骚扰之下，使楚国及其军队极度地疲乏厌战，紧接着集中兵力，组织大规模进攻，必定能够大获全胜。这当然只是伍子胥的战略期待。

从实战来看，公元前584年到公元前504年，80年间，吴楚争战25场，吴胜17场，楚胜5场，兵锋未交3场（均因楚国内部原因，或发觉吴军戒备严整而退兵）。吴楚之间的二十多场战争，吴国失利次数较少，证明伍子胥概括的战术正确反映了吴楚数十年交战的经验，是成功的。

但是，作为战略，吴王阖闾和伍子胥、孙武子，没有能够创造实战支持。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破楚入郢，烧毁库存的粮食，砸碎象征楚国王权的九龙之钟，首领们“以班处宫”，霸占楚王宫室和大臣妻妾，总之，吴军一夜之间变成了凶神恶煞，战争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各诸侯国对于吴国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破楚入郢作为一个成功战例，存在时间很短。

而公元前505年秦楚联军打败吴军却具有战略意义。

吴军暴行激发了楚国军民的反抗，君臣团结起来，普通百姓人自为战。吴军处处受到袭击，3万人无法有效占领郢都。秦哀公应楚国使臣申包胥之请，决定派五百乘兵力援楚抗吴。秦楚联军夹击吴军。吴国内部又发生了夫概叛乱，再加上越国重兵袭击，阖闾不得不退兵回吴，以彻底失败结束这场战争。伍子胥“三分疲楚”策略的战略目标“必大克之”最终落空，一败涂地。

范仲淹抗辽“十六字诀”

《范文正公文集》卷二十《乞修京城札子》（一、二），是范仲淹分别于庆历二年、四年（公元1042、1044年）向宋仁宗的两次建言，主要论述修建汴京（开封）城防工事的重要性、必要性。当时北宋面对两股强敌，一股是西夏，一股是东北契丹人的辽国。汴京远离西夏，但与辽国距离比较近。范仲淹非常担心契丹对汴京安全的威胁。契丹是一个强悍的民族，在俄罗斯民族看来，契丹就是中国，俄语直到现在仍然用“契丹”两个字的谐音称呼中国。

北宋经常辩论首都选址问题，有多个备都，汴京也称东京，还有南都（现在的商丘），河北大名为北京，洛阳是理想中的都城。范仲淹《乞修京城札子》（二）认为，洛阳的地望适合作为都城，应该从长计议，把洛阳城防建设好，并在洛阳建设国家府库，储备粮食，等待适当时候定都洛阳。但是，迁都兹事体大，未可轻举，当时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是要加强汴京城防，确保朝廷安全。把汴京城防修好，高城深池，朝廷安全才有保障；即使兵临城下，也有时间调兵遣将，可以拒绝辽方岁币、割地等无理要求；然后对入侵辽军实施“锐则避之，困则扰之，夜则惊之，去则蹑（追踪）之”的“十六字诀”，即对入侵辽军进行骚扰，使之不得安宁，难以立足，疲惫不堪，战斗力日渐消耗，无法纵深侵犯。如此，契丹将不敢觊觎汴京。范仲淹认为，这是“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范仲淹《乞修京城札子》（二）结尾特别强调，这是“因其隙而图焉，皆须京师大固然后能行其策。”修好东京城防，实施抗辽“十六字诀”的机会也创造出来了。

范仲淹抗辽“十六字诀”是对付契丹的辅助策略。范仲淹抗辽“十六字诀”继承了伍子胥以弱胜强，骚扰敌人，使敌人疲惫不堪的思想，也包含持久战思想，不求速胜，贵在坚持，拖垮敌人，等待时机，战而胜之。在文字表达上，把“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加工润色为“锐则避之，困则扰之，夜则惊之，去则蹑之”，句子工整、排比、上口，便于言说，便于记忆，便于传授，便于将士掌握运用。到此，“十六字诀”已经成型。

朱德毛泽东游击战争“十六字诀”

朱德、毛泽东著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中国共产党军事理论建设第一块基石，是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最初建树。

古今两“十六字诀”源于“三分疲楚”

中国几千年经历了无数战争，也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十六字诀”源远流长，是中国数千年战争经验的继承和发展。贵刊曾发表文章争论“十六字诀”的发明人是朱还是毛，我觉得没有意义，在云南讲武学堂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朱德和饱读中国古籍的毛泽东应当知道我这里说的情况。笔者认为，朱德、毛泽东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源头，是伍子胥的“三分疲楚”策略。

首先，伍子胥的“三分疲楚”取攻势，积极寻求战机，削弱敌人，壮大自己。范仲淹抗辽“十六字诀”对入侵辽军也是取攻势，取驱除鞑虏态势。朱德、毛泽东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同样取攻势。三者有共同的灵魂。而荀罃的“三分四军”取守势，是防御性策略；因此，朱毛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源头是伍子胥的“三分疲楚”，而不是荀罃的“三分四军”。

第二，当时吴楚相比，无论国力、兵力，不仅吴小楚大、吴弱楚强，而且相差相当悬殊。而晋楚两大国长期势均力敌，无论经济、政治、军事还是文化，都是春秋时期南北争霸的主角，“三分四军”使晋国在与楚国的强强对抗态势中稍胜一筹。而吴国实施“三分疲楚”，靠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小搏大、以弱胜强，用智慧和创造精神战胜敌人。范仲淹抗辽“十六字诀”、朱德、毛泽东游击战争“十六字诀”都含有以弱胜强的意义。

第三，在文字表达上，荀罃的“三分四军”没有名言警句的光彩，而伍子胥的“三分疲楚”初步具备了名言警句必备的思想之光、语言之玉、文字之珠的品格，含义丰富，读来上口，易于传播。古今两个“十六字诀”具备了名言警句的特征，透露出对于“三分疲楚”思想和表达形式的继承发扬。

第四，尤其重要的是，伍子胥提出“三分疲楚”战略战术之后，公元前511年、公元前508年对楚国打了两场胜仗，紧接着公元前506年的破楚入郢之仗几乎使楚国灭亡。破楚入郢，虽然昙花一现，毕竟短暂闪现了“必大克之”的期待，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战例，强化了“三分疲楚”的内涵和影响力，所以认定“三分疲楚”为源头理由更加充分。

透过范仲淹抗辽“十六字诀”，可以看到伍子胥“三分疲楚”的影子，而朱德、毛泽东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则与范仲淹抗辽“十六字诀”非常接近了。把三者放在一起，它们的源流关系就显而易见了。

《炎黄春秋》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