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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许多创造性的整人，无所不用其极的发挥，其实都来自个人的罪恶。

所以，如果不能惩治坏人，坏人会不断滋生。

在大环境下，个人能做什么？是做恶魔，还是做人，是有选择的。但凡选择行凶作恶者，都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他们的罪恶不能推卸给所谓的大环境而不受清算。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加剧了整个社会和个人的灾难，如果不受清算，下一次祸乱来临，这些人还会选择作恶。

1968年4月29日，蒙冤含屈的北大才女林昭，被判处死刑，在上海龙华执行枪决。

这是谁的决策，又是谁下达的执行命令，至今无人承认，也查不到具体人头。

但有一个细节却是清楚的。1981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文章说：林昭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由于林是“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

这要怎样恶毒的人，才做得出如此恶毒之事！这种史无前例、闻所未闻的惊世之举，稍微有点良知，稍微有点人性的人，是根本想不出来的。唯有丧尽天良人性泯灭的暴徒，才想得出这种令历史蒙羞、民族蒙羞、国家蒙羞的收费项目。

这绝对是个人恶行，和大环境有什么关系？同样的大环境，别的执行机构收取过子弹费吗？别的机构都不做的事情，唯有某机构别出心裁要做，这不是个人恶行还能是什么？

收林昭子弹费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必须追究，必须严惩，必须由决定者承担个人责任。如果放任不问，会有越来越多的坏人效尤，越来越多的恶行不断滋生。

文革中，有太多的罪恶，就来自个人行为，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严凤英的死亡。

严凤英是安徽省黄梅戏的著名演员，她演出的《天仙配》可以说家喻户晓。因为她独特的表演艺术，使黄梅戏成为了与京剧、越剧、评剧、豫剧并称的中国五大戏曲剧种，田汉盛赞她是“黄梅戏里的梅兰芳”。

像这样一个只知演戏的艺术家，文革中却被无情批斗。1968年4月5日的省机关报《红安徽》，点名批判严凤英，给她扣上的罪名是反对样板戏。

就在当天，军代表和剧团造反派找到严凤英，逼迫她交代谁是后台，限她在8日前写出交代材料，否则后果自负！

严凤英只是一个演戏的，哪有什么后台，你叫她如何交待。在巨大的压力下，严凤英背着家人，服下了100多粒安眠药。等到丈夫王冠亚发现时，她已经人事不省。因为单位拒绝打电话叫救护车，王冠亚只好找剧团周师傅借来板车，在同事的协助下，把严凤英拉到了桐城路口的安徽医学院门诊部。此时已是晚上11点多钟，在急诊室挂号时，医院居然提出要有介绍信才接诊。

无奈之下，王冠亚只好跑回剧团，把军代表刘万泉从床上叫起来，开了介绍信，盖上公章，再飞跑回医院挂号。值班医生这才过来检查，拿起听诊器听了一下，又翻了翻眼皮，说瞳孔已经扩散，门诊部解决不了，只有送住院部。门诊部到住院部有三公里，赶紧打电话联系。

好不容易车来了，车内却没有手术床和抢救设施，王冠亚只能把严凤英抱在怀里，一路摇晃来到住院部。因为内科病房在三楼，没有电梯，是支左的年轻解放军和剧团的一个小伙子，轮流将严凤英抱上了三楼。

找到值班护士长，答复是没有病床了，只能睡在冰凉的水泥地上！

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把严凤英给折腾死了。

严凤英死后还不到一小时，军代表刘万泉就赶过来了，他借口有人检举严凤英是国民党特务，严凤英是奉了上级指示自杀的，所以要马上解剖，寻找她肚子里的特务器材！

得知要给死去的严凤英开刀，一旁的医生吓坏了，连声推托说：革命的领导同志，我只会按照医书上的步骤给病人手术治病，开膛破肚解剖是法医做的事情。军代表刘万泉闻听大怒：你他妈的是个什么东西！老子又没有叫你给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里的发报机吗？你这点觉悟也没有吗？开刀、开膛不都是开吗？你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在军代表刘万泉的威逼下，双腿发软的医生找来一把医用斧头，当着众人的面把严凤英的衣服解开，照准严凤英的前胸一斧子劈下去，再一根根砍开肋骨，在胸腔和腹腔里寻找所谓的发报机。结果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100多粒尚未完全消化的安眠药！

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军代表刘万泉说了一句下流话：“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够了！当我们读到严凤英丈夫王冠亚的上述回忆时，军代表刘万泉的所作所为还能算是人吗？说他衣冠禽兽，都是对飞禽走兽的侮辱。

这样的流氓行径，和大环境有什么关系？完完全全就是刘万泉的个人行为。倘若还有半点人性，能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吗？

刘万泉绝非精神病患者，岂能不知发报机根本不能藏于体内。他之所以要将严凤英开膛破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满足他内心兽性的欲望。

对于这样罔顾国法的罪行，理当依法惩处，重拳打击，以儆效尤。然而荒唐的却是，刘万泉竟在这件事发生之后，被评为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