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对"对等关税"名义发动的贸易战，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金融市场立即做出了剧烈反应。
而且，一切就像短剧一样，不断地反转又反转。
但是，在这短剧背后，有什么更深层或更久远的东西吗？不妨先稍稍拉长点看。
民族国家的兴起与贸易的猜忌
一般认为，民族国家是在欧洲中世纪晚期至18世纪形成的。
从13世纪后半期开始，主权思想逐渐兴起，君主开始集中权力对抗教权和封建势力，一些初具主权性质的民族君主国开始形成，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等。
在这过程中，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运动是有关键意义的事件，它们进一步削弱了教权，使民族君主国的权威得到强化。
然后，在一系列战争和革命的推动下，民族认同与国家主权结合起来，现代民族国家正式诞生。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它确立了主权国家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背景之一是荷兰80年战争。荷兰各省通过起义脱离了西班牙，成立了第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比较"纯粹"的民族国家。
荷兰独立的意义向来有被低估的倾向。事实上，荷兰独立，是商业社会开始形成和新的国际经济竞争秩序开始取代原有的秩序的一个标志。
在民族国家逐渐形成的时候，政治与经济开始变得相互依赖，而在那之前，用大卫·休谟的话来说，政治是前政治的，经济也是前经济的。政治上的成功不依赖于经济的发展，政治活动通常也不直接以经济利益为目标。
西班牙一度拥有最广阔的殖民地，但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与西班牙本土之间的经济活动甚至还称不上贸易。只有原来在西班牙属下的荷兰（尼德兰）等省，开展的才是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商业贸易。
荷兰这个民族国家的出现，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班牙对荷兰的贸易的猜忌的结果。因此，贸易的猜忌，是与民族国家如影随形的。
在《贸易的猜忌：历史视角下的国际竞争与民族国家》一书中，伊斯特凡·洪特考察发现，"贸易的猜忌"一语源于休谟的名篇"论贸易的猜忌"。
作为一个"经济"与"政治"的复合词，"贸易的猜忌"道出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特定关联。贸易指向的是其经济含义，而猜忌指向的则是其政治含义。这两重含义分别遵循了不同的逻辑。贸易表现为国际经济竞争，而猜忌则最终体现为民族国家的政治行动甚至军事行动，即贸易战或战争。
经济成了最大的政治，贸易的冲突不可避免
民族国家兴起之后，因为宗教意义、封建义务的瓦解，经济变成了最大的政治，国际贸易上的成功随之成为了事关国家军事和政治生存的大事。因此，"贸易的猜忌"是经济具备了政治属性的象征。
将全球市场竞争作为一种基本的国家活动的商业时代由此拉开了帷幕。
相比之下，在17世纪之前，贸易或一般的经济活动从来没有成为"国家的事务"。休谟认为，只有到了近代之后，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才出现了"贸易的猜忌"，而这一点正是古代人的政治与现代人的政治的分野所在。
当然，谁都知道，政治影响经济，经济也影响政治。认识到这一点似乎并不困难。然而，经济与政治是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正如休谟所云，贸易和战争在现代政治中的结合会引发新的制度和新型战争，这些新的制度和新型战争可能会被证明比此前的征服和朝贡帝国更为危险。
在民族国家里，首要的任务是实现国民财富的增长和扩大民众的自由（哪怕只是"消费自由"），而这必然涉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并引发贸易的猜忌。在《贸易的猜忌：历史视角下的国际竞争与民族国家》中，伊斯特凡·洪特指出，由于经济成了最大的政治，是否将经济、贸易视为最核心的政治事务（或国家事务）就成了现代政治学的标志。
洪特还认为，共和主义与贸易的猜忌有关。共和主义要求保证共和国免遭外国的奴役，因而将国家安全视为国家的一个根本目标。这是一种"必需的政治"，原本不具备侵略性。但是，它很快就演变成了一种"国家理性"，从而不再限于自卫，国家理性和商业利益发生了纠缠。特别是，国家理性与重商主义的结合，长出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果实。
洪特认为，正是贸易的猜忌把爱国主义变成了民族主义，"并且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幸免，因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安全威胁和商业竞争无处不在"。
作为战争的替代的贸易战
由于商业社会和民族国家共存导致混乱的国际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永远存在，所以贸易的猜忌不仅会表现为一国对他国的经济发展的遏制，还往往演变成"战争的猜忌"，甚至直接引发战争。
原因是，民族国家试图成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为了）国际商业活动的主体，甚至许多国家是通过国家直接支持的对外贸易走上富强之路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三编对欧洲近代进入商业社会的历史就揭示了这一点。与以往的农耕社会不同，在商业社会里，一国的经济的发展遵循了一种"非自然与逆行的"次序：先是对外贸易业发展起来了，然后是国内贸易业发展起来了，再是城市工业的兴起，最后带动了农村的发展。
也正是因为这个历史背景，给未来的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提出了一个双重难题。一方面，需要面对甚至克服重商主义时期形成的商业社会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它是不符合"自然自由"秩序的）。另一方面，即便自由贸易思想占据了优势（那是极难得的）之后，回到重商主义旧路的拉力也总是非常强大。
对此，通常的应对是，强调贸易对双方的益处，从早期的绝对优势论、比较优势论，再到稍后的强调贸易促进产业发展、带来市场规模的扩大、分工的深化和创新的喷发，等等，都是如此。
但是，贸易的猜忌终究是很难克服的。这首先与民族国家的性质相关。因为贸易的猜忌的根源是霍布斯式的国家猜忌和马基雅维里式的国家理性，而且更关键是的是，人类社会也许已经永久性地分裂为若干民族国家了。民族国家之间可能无法完全摆脱贸易的猜忌的困境。
困境归根到底源于，自然自由的秩序，由于民族国家的存在，可能无法直接应用于国际秩序。斯密论证了，在一个国家内部，个人能够通过追求个人利益在商业社会中过上"文明"的生活，永久性地摆脱人与人相互之间的战争状态。但是，民族国家之间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在现实层面上，虽然国家之间边界也许并不是注定将会成为市场边界，但是破除这种障碍的努力的成效往往令人沮丧地低，因而国家之间往往会因经济力量的不平衡发展而变得更加相互猜忌。严重的时候这种猜忌往往导致战争。
丹尼·罗德里克提出的"超级全球化不可能三角"是这个困境的现代形式，即无法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而最多能在三者中取其二。
事实上，国际经济学中有一支历史悠久的文献一直在指出贸易并不一定总是有利的，尤其对那些"被追赶的经济体"。例如，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在《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中指出，国际贸易中确实存在着固有的利益冲突。他们强调，允许他国通过国际贸易发展产业的损害不是局部危害，
"而是一种波及整个国家的负面效应。……发达国家的利益也决定了它不得不尽可能积极主动地与发展到可比阶段的其他国家展开竞争，以避免受益国家的进步损害自己的利益。更精确地说，我们想要阐明，一个工业化国家将受益于非常落后的贸易伙伴发展新产业，从而使生产率获得普遍提高。这一受益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其贸易伙伴达到在全球市场上占有更重要地位的发展水平为止。通常，这种发展水平仍然远远不及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点之后，该新兴贸易伙伴更多的产业达到该点将不利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将通过激烈的竞争来维持其相对于新兴对手的巨大优势，从而确保其最佳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发达国家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它的经济财富将受到抑制。因此，美国的利益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等贸易伙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保证，但是从生产率方面看，美国只有尽可能地保持相对于法国、德国和日本等贸易伙伴的领先地位，其境况才会更佳。"
戈莫里和鲍莫尔这本书的中文版很多年前就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了，它也许可以为理解当前的这一场贸易战提供一个注脚。
倘若进一步把这种损害升级到危及国家安全的高度，那么也许就意味着战争。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给定当前这种形式的民族国家将会继续存在这个前提，贸易战，也许是对战争的一种替代吧。
唉，还真是一个令人丧气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