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家和教育工作者认为，中国青年失业危机的根源不仅是由于国家的经济困境，更与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教育制度的失败有关。

他们认为，中国的大专院校毕业生普遍缺乏推动经济增长所需的基本技能，原因在于中共的教育制度（包括对少数民族的强制汉化），压抑了自由思考，并使学生不愿从事职业研究。

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与外国投资的下滑，近年来毕业生找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最近，《大.纪.元;时报》采访的多位求职者和就业中介指出，在美中持续的关税战之下，问题似乎更加恶化。

2023年8月10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大学毕业生参加招聘会。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6月，16至24岁年龄层的城市失业率达到21.3%。不过，多位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官方数据并未真实反映中国的青年失业情况。北京大学知名教授张丹丹在中国财经媒体《财新》上撰文指出，实际失业率在2023年3月时可能高达46.5%。

随后，中共统计局暂停发布青年失业数据长达五个月，之后更改统计方法，将学生排除在外，导致从2023年12月至2025年3月，该数据在13.2%至18.8%之间波动。

今年3月，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丁学良在《信报财经新闻》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可能低至30%。

今年4月，中国一线城市深圳市的一位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援引深圳大学一位消息人士的话告诉《大.纪.元;时报》，仅不到30%的应届毕业生获得了工作邀约。然而，在新华社旗下的《环球》杂志2023年发表的报告中，深圳大学曾被誉为中国国内就业前景最好的大学之一。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5月6日报导，鉴于今夏预计将有超过1,200万名应届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北京当局已启动一项“国聘行动”，希望缓解中国的青年失业危机。

费城拉萨尔大学（La Salle University）助理教授马克‧托马斯（Mark Thomas）近日在发给《大.纪.元;时报》的电邮中表示，中国的教育体系“并未适应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需求”。

毕业生的技能与市场需求错配

一些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认为，现有职位空缺与求职者的偏好之间存在落差。

托马斯指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高科技市场，至今仍处于疫情后的衰退期，但这却是许多大学生毕业后的求职目标。而中国企业家对新兴产业的投入也显得较为迟缓。”

他还表示：“中国学生普遍热衷于在政府部门与城市地区工作，而政府机关和大城市早已人满为患，不论是求职者还是住房需求都过度饱和。再加上雇主更偏好年长（有经验）的员工，而现有员工也不愿离职，这使得求职变得极为困难。”

2024年12月，超过340万名申请者通过了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用人单位资格审查，而该年度实际可供录用的公职职位仅有约3.97万个。最终有近260万人参加考试，这意味着平均每个职位有65人竞争。

根据斯坦福大学于2024年2月发布的一份简报，针对超过4万名中国应届大学生所进行的调查分析显示，将近64%的学生希望在国有部门就业。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前副教授李元华认为，这种选择反映出中共政权统治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拜金文化。

李元华对《大.纪.元;时报》表示，学生倾向于追求在国家机构或国有企业内工作，因为这类工作能带来较高的经济回报，且能避开需要专业技能的领域。

文革结束后，中国高校恢复招收符合资格的学生，当时高等教育机会稀少，1978年大学入学率仅为适龄人口的2.7%。到1999年，中共开始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该比例增至10.5%。根据官方数据，至2023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60.2%。

然而，李元华指出，许多大学将招生视为“赚钱的途径，而非培养人才的契机”。因此，过度扩招导致许多不具备基本能力的学生进入了一个品质低劣的教育体系，而高校也未能投入足够资源，来教授产业所需的技能。他直言，这种扩招是一种对资源和学生时间的“浪费”。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分校（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Aiken）教授谢田表示，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是建立在“巨额债务和师资匮乏”的基础上，最终导致中国“教育程度不足的学生供过于求”。

中国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

费城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全球研究与现代语言系主任蕾贝卡‧克洛希（Rebecca Clothey）对《大.纪.元;时报》表示，中国教育体系过度强调理论知识，导致许多学生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而这正是“职场上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

克洛希曾在1990年代初至2010年代之间多次往返中国，累计生活了约六年。期间她在当地教授英语、学习中文，并曾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担任访问学者。

她在比较美中教育体系时表示：“美国学生或许在记忆事实性知识上有所不足，但在批判性思维、分析能力与创造力方面则较强；相对而言，中国学生可能记忆了更多事实，但他们的课程设计并未像美国学校那样，系统性地培养分析、批判与创造能力。”

托马斯认为，由于缺乏批判性思维，中国毕业生“虽然知识渊博，也可能具备一定技能，但他们缺乏创新与创业所需的批判性思考，而这些正是推动经济增长、进而创造就业所不可或缺的特质”。

克洛希表示，部分原因可能源于中英文两种语言的差异。

她说：“学会阅读中文的唯一方法就是‘背诵记忆’。”

她接着说：“这也塑造了学术学习的基本模式：记忆、背诵事实、学习书本上或老师讲述的内容，然后在不经思辨的情况下加以重复。”

“而英语是拼音语言，学习阅读并非靠背诵，所以从孩童阶段开始，就会培养出不同的学习习惯，我认为这些习惯也贯穿了整个教育体系。”

克洛希指出，尽管新一代美国学生在分析能力方面也出现下滑，但中国学生还面临另一项劣势——中共政权对言论的审查与对教育的全面控制。

她表示：“中国的媒体由国家操控，所有新闻内容皆来自政府，因此除了社交媒体外，没有其它替代声音；但社交媒体同样受到政府监控。”

“因此人们无法接触来自外部的多元声音，个人也难以进行综合判断，因为你无法阅读或思考不同观点，你接触到的只有一言堂的观点。”

她指出，中国的教育制度“中央集中化程度远高于美国”，导致课程内容在不同地区与地方文化的连结较弱，而当学生感受不到课程与自身文化的连结时，他们成功的机会也随之降低。

斯坦福大学在2021年发布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评估了中国、印度与俄罗斯数万名计算机科学与电机工程本科生的批判性思维与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能力，并与美国学生进行比较。

结果发现，中国大一学生在批判性思维方面的水平与美国同龄人相当；然而，该研究指出，随着课程进展，美国学生在大三、大四阶段“有明显提升”，而中国学生则在同一阶段能力反而出现下滑。

党国教育制度的毒害

托马斯指出，中国的教育体系“极度依赖国家资金，并服从中共那群年过七旬领导人的要求，无论在课堂内外都缺乏思考与批判的自由”。

他表示：“缺乏真正的学术自由，使得教师与学生都陷入麻木。”

李元华指出，中国大学生被要求花大量时间学习政治课程，例如马克思主义、中共党史，以及历任中共领导人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他将中国的教育制度形容为“党国教育、洗脑教育”，是一种完全服从共产政权的教育制度。

他表示：“因此，这个制度始终强调‘标准答案’，特别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学生不被允许有独立思考与个人观点，甚至禁止讨论一些基本事实。”

“（学生）只能接受所谓的‘标准答案’，也就是洗脑内容。”李元华说。

强制汉化政策

曾在新疆工作过的克洛希表示，如果中共政权愿意重视少数民族语言，例如维吾尔语与藏语，对中国将更有益。

她说：“有一段时间，当局在乌鲁木齐鼓励开办私人英语学校，很多维吾尔人便开设了以维吾尔语教授英语的学校，因为那是他们熟悉的语言，这样即使中文不佳的维吾尔人也能学习英语，仍可获得学习机会。”

“而且学校制作的课程教材也是用维吾尔语，用维吾尔语翻译英文课文，而非使用中文，因为对不擅长中文的维吾尔学生来说，中文教材反而更难。”

她说，这些学校“为维吾尔人创造了学习与就业的机会”，直到中共改变了对私人教育的政策。

她说：“我知道，那些由维吾尔人经营的私立学校如今肯定已不复存在”，并补充说，中国各地许多知名的英语学校也已遭到关闭。

1990年代，中共开始在新疆试点双语教育，让学生同时学习维吾尔语与汉语。2004年，当局推行更为激进的双语政策。

然而，维吾尔维权人士指出，所谓的双语教育实际上每周只有几小时的维吾尔语课，其余所有课程均以汉语授课。中共实际上是在推行一项强制汉化政策，意图消灭维吾尔穆斯林的语言、习俗与传统。

多个人权团体指出，维吾尔人在中国遭遇大规模拘禁，估计已有至少100万人被关押在中国新疆西部地区数量庞大的再教育营与其它拘留设施中。

幸存者描述，他们在营内遭遇强迫劳动、强制绝育、政治灌输及其它形式的虐待。

美国政府已认定中共在新疆的镇压行为构成“种族灭绝”。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于2022年指出，中共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打压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北京当局一再否认在新疆侵犯人权的指控。

根据联合国关注新疆人权的专家指出，那些父母被拘押或被转移至中国其它地区的维吾尔孩童，被当作孤儿对待，并被安置于只讲汉语的教育机构中。

2021年，中共更新了对私立教育的规范，要求私立学校必须遵循党的规定与指导方针。

原文：Chinese Graduates Not Equipped to Spur Economic Growth, Experts Say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英文大.纪.元;记者Lily Zhou、Lily Sun报导／陈霆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