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揽炒”一词在香港出现于2019年的街头。图摄于2019年8月24日观塘游行，示威者戴上全套装备。(资料照/中央社)

当今语境中，“揽炒”与“最后一代”这两个概念仿佛遥相呼应地浮现于不同的地理与制度背景。表面上，它们源于截然不同的情境，一个是来自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的激烈抗争口号；一个则是中国封城期间无力而冷静的日常对话。激烈与冷漠看来是一个相反的概念，但深入分析便可发现，它们其实是同一种情绪的变体，那就是对未来的否定、对体制的绝望，以及对主体性残余空间的挣扎。

两种表述一种未来

“揽炒”一词在香港出现于2019年的街头。它既是一种战略语言，也是一种心理宣言。“揽炒”即“揽住一起死(同归于尽)”，不只是破坏性的威胁，更是一种理性的算计——当制度无意改革，和平手段无效，“同归于尽”便成为弱者对强权最后的对价。

这并非单纯的自毁，而是一种诉诸“提升代价”的策略意志，是希望透过极端手段打破僵局的政治动员语言。这样的语言，有着强烈的主体性，即便其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

相比之下，“我们是最后一代”一词出现在2022年上海封城的背景中，表面冷静，语气近乎顺从。但这句话的震撼力在于它的绝对性与终结性。在被公安带走前，一位市民面对盘问时淡淡地说出这句话，不是抗争，不是辱骂，而是对体制未来的否定式结语。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一种把身体从国家机器抽离的微型反叛。拒绝繁殖意味着拒绝延续，意味着对民族叙事、国家发展、家庭伦理的彻底退出。这不是政治动员的语言，而是生存哲学的转向。

殊途同归

这两者之间的异同，实际上构成了一场关于语言与绝望的对话。在香港，相对开放的社会条件让青年得以用激进语言表达对制度的控诉；而在中国，强力维稳与言论审查的情境下，群众就只能选择将抗议折叠进日常语言与身体决策之中。然而，看似对立的两者其深层意义却惊人地一致，一种来自世代剥夺与前途幻灭的共同绝望，以及对个人努力与社会回报失衡的结构性认知。

这些语言并非纯粹厌世的产物，也不是对“生活”的逃避，而是对“有意义的生活”的重新定义。当青年选择不结婚、不生育、甚至受够了“996”而不拼搏，他们其实不是“懒惰”或“自私”，而是在用退出的姿态，抵抗制度对于“成功”与“责任”的单一叙事方式。

无论是“揽炒”还是“最后一代”，都不只是情绪发泄，更是语言层次上的政治行动，一种在高度不平等社会里仍企图保留主体能动性的方式。

港中青年的挣扎

“揽炒”与“最后一代”不只是地区性的现象，而是一场世代共感的政治表态。当社会的未来想像不再由人民共同书写，而由少数权力与资本决定，当个体被迫在“服从”与“退出”之间二选一，那么，这些语言，无论是高声喊出还是低声吐露，都成为时代真实情绪的见证。这场来自香港与中国的双重表态不是一场简单的投降或失败，而是一种世代在瓦砾中寻找尊严的挣扎。或许我们无法即时回应这些绝望，但我们必须记得，语言的出现从来不只是叙述现状，而是揭示何处出了问题，理解“揽炒”与“最后一代”，便是理解这个时代真正的伤口。

作者》关山月香港青年。参与反送中运动，目前在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