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写过一篇关于纳粹与哈佛，那时是孔子学院最猖狂的时候，现在孔子学院虽然热潮不再，但中国对美国校园的渗透仍是明目张胆，而美国学界的腰骨比上世纪30年代面对纳粹德国还不堪。在那困惑的30年代，美国学界至少还有良心，“水晶之夜”敲醒对纳粹德国和平崛起的幻想，当国家采取立场对抗纳粹德国，一呼百诺，学界不再鬼扯学术无国界，共同捍卫美国价值。现在不是，哈佛公然抗命，不依法交出外国钜额捐款名单(这是依高教法第117节，拜登政府上台后启动调查，查出大量不明国外资金，2024年底命令哈佛依法揭露，不理，今年四月川普政府再度下令一个月内揭露，依然不理，还弄出个中国女在毕业典礼上大洒狗血)。

这篇文章改写后收录在《你没读到的美国》，现在哈佛问题闹得风风雨雨，网友或有兴趣重读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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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前夕，德国的大学经过19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初已成为欧州最耀眼的学术重镇，就像21世纪初上升中的中国。然而学院里的学者们比酒吧里的贩夫走卒还脆弱，多数人在希特勒上台后立刻成为啦啦队。一声令下，纳粹学生在全国的大学同步烧书，一个晚上就烧掉两万多本图书馆珍藏的图书。而那些“不够德国”的作者，连同犹太学生与教员开始消失，不是逃出德国就是被送往集中营。剩下的学者为了生存，行纳粹礼成为他们留在学院里最优美的姿势。

所幸纳粹德国战败，德国学院这一段最黑暗的历史成为全人类反省的教材，现在应该已无人不知了，就算不知道细节，也不会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美化纳粹德国。但世界是如何面对中国崛起的，六四天安门前的屠杀，和纳粹德国的“水晶之夜”，有何本质上的差别？西方何以知道检讨纳粹，却对现在进行中的中国主义视而不见？西方与纳粹德国的冲突能比当今西方与中国的冲突吗？

其实当年对纳粹德国的幻想与今日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幻想是十分类似的。纳粹战败超过一甲子之后，美国史学家史迪芬‧诺伍德（Stephen H. Norwood）在2009年出版《象牙塔里的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 in the Ivory Tower）》一书，但这本书的主角不是纳粹德国的大学，作者把历史的镜头拉回美国，以大量的文献，勾勒出美国各名校在上世纪30年代的挣扎与堕落。书名的副标是《美国校园的共谋与冲突（Complicity and Conflict on American Campuses）》。

上世纪的3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徘徊在十字路口，左有共产国际的阶级革命，右有法西斯国家的侵略。然而崛起的美国遭遇大萧条后的主要忧虑是共产主义，不是法西斯。学生与学校高层面对纳粹德国的态度截然不同，冲突不断。犹太学生的示威抗议，蔚为大萧条后美国校园前所未有的景观，比60年代的校园抗议先行了三十几年。冲突的一方是民众与学生要求政府与校方制裁德国，呼吁终止踩在犹太人头颅上的学术交流；一方是高墙内的学术菁英，从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到贵族式的女子文理学院，这些顶尖学院的校长、教务长、院长们，在不谈政治、厌恶政治的虚伪面具下，一步一步让他们的大学沦为纳粹政权的化妆师。

讽刺的是，哈佛大学的座右铭是Veritas，罗马神话代表真理与真相的女神，拉丁文Truth之意，写在哈佛的校徽上，但上世纪30年代的哈佛却是粉饰纳粹德国的第一学府。当时哈佛的校长是詹姆斯‧科南特（James B. Conant,1893-1978），他是位杰出的学者，可算是哈佛大学近代最重要的校长，任期从1933到1953。在科南特长达二十年的带领下，哈佛走出大萧条，度过二次大战，对哈佛转型为现代化大学功不可没。他是德国通，由于他对德国的了解，1953年卸任校长后，代表美国成为盟军在德国的最高代表，1955年正式成为第一位驻派西德的美国大使。

科南特这位在维基百科上条列各种光荣事迹的哈佛校长，在诺伍德的挖掘下，却有一段不欲人知，纵容纳粹对哈佛侵门踏户的过去。科南特成为哈佛大学校长的同年，希特勒上台。美国强大的犹太人团体立刻以哈曼（Haman）来形容希特勒。根据犹太经文，哈曼与恶魔同意，是波斯帝国计划屠杀犹太人的邪恶大臣。所幸哈曼的计谋经揭露而未得逞，哈曼全家反而遭到波斯国王诛杀。美国犹太人引用如此严厉的宗教典故，一方面提醒美国大众犹太人在德国的处境，一方面督促美国政府必须采取非常的手段，以防止悲剧发生。但悲剧还是发生了。

接下来几年希特勒的野心越发明显，更不乏纳粹德国极权与种族清洗的证据。美国民间反德的情绪高涨。希特勒深知收买美国媒体并不容易，争取美国名校与学界的支持与同情，才是发动战争前，洗白纳粹德国最有效的途径，与中国目前的策略如出一辙。哈佛的科南特正是这样一位著名的学院领导人，科南特并不喜欢纳粹政权，但对德国有宽厚的感情，认为文化与政治可以切割，而这正是纳粹德国需要的。学术的洁癖让他对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恶行视而不见，拒绝批评纳粹德国，甚至合理化德国的一切作为，认为纳粹可以从一战后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中得到正当性。

校长如此，他的院长也不落人后。哈佛法学院院长Roscoe Pound，1934年兴冲冲地接受柏林大学的荣誉学位，回国后大谈他在新德国的所见所闻，宣称不管犹太人住在德国多久，纳粹政府没有对犹太学者与犹太人迫害。这些知识菁英当然不是出于无知，纳粹1935年颁布的纽伦堡种族法，恶名昭彰，岂有不知之理？但科南特面对自己教授与学生的请求，不为所动，拒绝接待由德国逃出来的犹太裔学者与学生，却屡屡招待纳粹高层与希特勒的特使。

1936年纳粹德国除了盛大举办柏林奥运，还办了一个属于学界的盛会，海德堡大学的550年校庆。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正是拥有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的高材生，这个校庆是纳粹精心安排的宣传大会。科南特不顾抵制的呼吁，亲自前往德国参加。除了天真地认为这只是一个学院的盛会，科南特不愿抵制的另一个动机，可能是不希望德国的大学报复抵制当年哈佛的300年校庆。

在科南特的支持下，哈佛大学扩大与德国大学交换学生，让纳粹青年在美国校园发声，也让美国青年前往学习纳粹德国。这些学校高层与望重士林的学者不会找不到说词，他们当然宣称从事的是纯粹的学术交流，尽管德国官方公开定位这些交换学生是“帝国的政治尖兵”。政治上科南特也说服自己妥协，认为将纳粹德国纳入世界的舞台，是德国重新和平崛起的保证。这与中国自70年代打开大门起，哈佛代表学界率先进入中国，与中国交流至今的正当性，是否似曾相识？

哈佛当然不是唯一同情纳粹政权的学府，这其实是30年代美国学院的普遍现象。希特勒明目张胆迫害犹太人只是一个极端，但反犹太是当时许多知识菁英不可说的秘密。20年代早期，长春藤名校犹太学生的比例在往往超过20%，哥伦比亚大学甚至高达40%，但反犹太气氛逐渐高涨，到了30年代，犹太学生的百分比降到个位数。科南特的前任校长罗威尔（A. Lawrence Lowell）甚至宣称限制犹太学生入学是为了犹太人好，因为可以减缓反犹太气氛。

诺伍德除了检验常春藤各学，还包括维琴尼亚大学、著名的七姊妹学院（包含史密斯学院、卫思理学院等）。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尼古拉斯‧巴特勒（Nicholas M. Butler,1862－1947）。巴特勒从1901到1945担任哥大校长，长达44年，是哥伦比亚大学最重要的一位校长。巴特勒本身是和平主义者，因致力于推动“非战公约（Kellogg-Briand Pact）”，于193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然而讽刺的是，巴特勒十分欣赏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他的柏林经验与非战理念，让他同情纳粹德国。希特勒上台后，巴特勒立刻请希特勒的大使到哥大演讲国际关系，宣扬纳粹德国的民主与维护和平的决心。

由于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市，学生与教职员犹太裔的比例到了30年代仍然很高，巴特勒比其他校长要面对更多的示威抗议。只要巴特勒邀请来自纳粹政府的官员莅校演讲，必定引发示威抗议。巴特勒宣称这些学生为暴民，甚至开除发动的学生与签名支持的年青教授。与哈佛大学一样，在学术交流的旗帜下，哥伦比亚大学也扩大与德国大学的交流。面对反对者，巴特勒反问，难到我们不再读歌德的《浮士德》？康德的《批判》？不再听华格纳的《罗恩格林》？这样的恶意连接，与当今将反中国政权恶意连结为全面反对中国文化的手法一样。

除了学校高层与纳粹德国交好，各大学的德文系也在美国校园建立起宣扬新德国的据点，诺伍德称之为“纳粹巢穴（Nazi nests）”，负责洗脑学生。他们不断邀请纳粹官员前来演讲，宣传德国的新秩序，让学生感染德国人对纳粹政权的支持与对希特勒的崇拜。大大小小的德国之友、德文俱乐部，在文化交流的旗帜下，已成为纳粹在美国最有效的宣传网络。当今孔子学院的运作岂是独创，而美国校园似乎害怕想起这段历史。

诺伍德这本书的史料丰富，出版后曾引发不少严肃的讨论，但也被迅速遗忘，没有得到它应有的重视，甚至被恶意视为只是犹太人对纳粹同情者的猎巫之作。这种指控并不公平，书中的资料引用严谨，参考文件近一千份，属学术级的考证。这本书不被学界广为推荐的唯一原因是它让美国名校难堪。它一方面掀开了名校在最黑暗时期的道德危机，另一方面它又充满既视感。第三帝国早已瓦解，但依附在第三帝国的道德危机并没有过去，而是以现在进行式依附在另一个暗黑帝国上。

检视共产中国在美国学院的所做所为，加上美国学院高层对中国政权的态度，与其说诺伍德是在记录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学院如何受纳粹蛊惑，不如说他是用历史反照出当代美国学院面对中国的姿态。他们正在复制一样的悲剧，这才是诺伍德这本书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唯一不同的是，早已高度工业化的德国，让希特勒只花不到十年的时间就露出真面目，自认无敌，公然发动战争；而原本落后的中国要花更久的时间才能翻牌。不幸的是，美国学界已蹉跎数十年。

就像30年代的美国学界并非不知纳粹政权下人民的处境，此时的美国学界也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的现况。但西方对中国做出什么让它改变吗？没有，西方维护的基本价值遇到中国就自动打折，从学术自由到民主人权都是如此。不但纵容，事实上西方的学术界一直在帮忙美化中国政权，重复当年对纳粹德国的纵容与美化。

其实希特勒对美国学界的策略几乎成功。希特勒拢络美国学界唯一的目的是将来一旦德国发动战争，学界做为政策的智库，能让美国保持中立。以30年代美国学院与政治菁英的思维来看，美国的确有可能不涉入欧洲人的战争。但希特勒没有想到的是，1938年底纳粹

发动的所谓“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逆转了美国学院对纳粹的态度。如上述那些原本同情纳粹的校长们与学校高层，在“水晶之夜”的暴行被揭露后幡然醒悟，纷纷加入学生反纳粹的行列，为日后美国对德国宣战找到道德基础。

美国学界对中国这列失速列车何时才能幡然醒悟？令人忧虑的是，不是没有让人看清中共政权的重大事件，例如1989年发生在天安门的“六四屠杀”，根本是是中国版的“水晶之夜”，但西方在拉长的时间中，已看不到效果，三十年后已经没有任何一所美国大学以“六四屠杀”抵制与中国的学术交流。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也是一样，这史上最壮硕的反抗示威，震撼世界，引发媒体与全世界的关注，但激不起美国学院的一点涟漪。武汉肺炎会是倒下的第一张骨牌吗？没人有把握。

哈曼要灭绝犹太人的恶念来自犹太人不向哈曼跪拜，但当哈曼强大到控制帝国，必须向他跪拜不会只有犹太人。当今不向中国跪拜的只有台湾，但中国的恶念不该只是台湾人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