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逃离的帝国：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横亘两代人的觉醒之路
At the Edge of Empire: A Family's Reckoning with China
作者：黄安伟
原文作者： Edward Wong
译者：薄文承,王琳茱,黄瑜安
出版社：远足文化
ISBN：9789865083311
出版日期：2025/01/22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美国华裔移民家庭的回忆录，从一位逃亡的华裔老父亲与挖掘家族记忆之子的角度，讲述一段横跨两代人的现代中国史诗故事。
黄安伟是中国移民的后代，他的父亲黄沃强在美国的中餐馆工作，看似平凡，但曾经加入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黄沃强成长于二战的日本占领时期，历经国共内战与韩战，当时毛泽东带着复兴强大中国的承诺，让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人民解放军，跟着部队从偏远的东北满州出发，沿着中亚边境前往新疆……直到1962年，黄沃强因为对共产党统治失望，逃往香港，进而前往美国。
时序飞转，时任《纽约时报》外交记者的黄安伟来到北京工作，刚开始他对中国的经济繁荣、地缘政治扩张抱有希望，更对自毛泽东以降，“最强大”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抱有浓烈的民族主义的情感。带着这种对“习式新中国复兴”的憧憬，他积极地展开在中国的报导工作，同时也调查父亲神秘的过往。
然而，命运总是惊人的相似，黄安伟跟随着父亲的脚步，目睹了新疆的民族冲突，也见证了香港的民主运动，在面对中美冷战的十字路口，他逐渐萌生出属于自己的看法……
本书不仅是一份动人的家族记忆，更是一部全景式的国家与时代编年史。黄安伟以个人生命为切口，为读者揭开了从毛泽东到习*近*平这段影响深远的历史进程。对于任何想要理解当代中国与新威权时代的人来说，都是不可不读的重量级巨作。
作者简介
黄安伟 Edward Wong
《纽约时报》资深外交记者。在《纽约时报》工作25年间，曾报导数十个国家的新闻，并担任驻伊拉克战地记者及北京分社社长。其优秀的国际报导曾荣获利文斯顿奖（Livingston Award），亦入围过普利策奖决选。
除了记者身份，黄安伟也曾为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并于普林斯顿大学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担任客座教授。此外，他还参与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弗中心（Belfer Center）的研究员计划，为学术研究做出贡献。
他经常在国际媒体上发表对全球议题的见解，包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公共广播公司（PBS）、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媒体平台。
现与家人居住在华盛顿特区。
译者简介
薄文承
毕业于政治大学英文系、台湾大学翻译硕士学程笔译组。现为全职自由译者。喜欢以各种媒介述说的好故事，也期许能透过翻译更认识这个世界，并且在时间、金钱和心灵上，都拥有充裕的自由。已出版译作有《疼痛帝国：萨克勒家族制药王朝秘史》（第十一章至第二十章）、《阿嘉莎．克莉丝蒂：谋杀天后与她的未解之谜》（序章至第二十一章）和《真我布兰妮》（序章至第二十三章）。
译作赐教或合作邀约请洽：[email protected]。
（负责本书作者注解、前言及第1至7章）
王琳茱
中英口笔译自由译者，毕业于台大翻译硕士学位学程口译组。译有《强人时代》（堡垒文化）、《美利坚国度》（八旗文化）。译作赐教请洽：[email protected]。
（负责本书地图、图片说明及第8至16章）
黄瑜安
台大翻译硕士学位学程笔译组毕，从事影视字幕、书籍等各类型的翻译工作，译有《疫苗商战》、《香港日记》、《隐形天赋》与《中国任务》等。工作邀约请洽：[email protected]。
（负责本书第17至24章）
目录
作者说明
中国地图
前言
第一部南
第一章殖民地
‧香港‧一九四一年
第二章移交
‧香港‧一九九七年
第三章帝国的中心
‧北京‧二〇〇八──二〇〇九年
第四章祖籍村庄
‧广东省台山县‧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
第五章返乡之旅
‧广东省台山县‧二〇〇九年与二〇一四年77
第六章国共内战
‧广州‧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
第七章重聚
‧广州‧二〇一二年
第二部北
第八章红色首都
‧北京‧一九五〇年
第九章领袖
‧陕西省、北京、四川省与华盛顿‧二〇一〇──二〇一五年
第十章四面受敌
‧满洲‧一九五一年
第十一章当代民族主义
‧北京与北韩‧一九九九──二〇一一年
第十二章紫禁城
‧北京‧一九五一年
第三部西
第十三章玉门关
‧陕西省、甘肃省与新疆‧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
第十四章新疆兵团
‧新疆‧一九五二──一九五七年
第十五章归途
‧新疆和甘肃省‧一九五七年
第十六章大漠梦
‧新疆‧一九九九年
第十七章血染边疆
‧新疆‧二〇〇八──二〇一四年
第十八章父亲的边城
‧新疆‧二〇一四──二〇一六年
第十九章雪狮怒吼
‧西藏‧二〇〇九──二〇一六年
第四部东
第二十章大饥荒
‧西安与广州‧一九五七──一九六一年
第二十一章越洋重生
‧广州、澳门、香港以及华盛顿‧一九六一──一九七一年
第二十二章各奔东西
‧北京、甘肃省以及四川省‧二〇一六年
第二十三章最后一战
‧香港‧二〇一九年
第二十四章大国博弈
‧北京与华盛顿‧二〇二三年
结语
致谢
注解
序前言
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父亲给我看了一张我从没看过的黑白小照片，照片中的人是他。我们一起坐在华盛顿特区郊外我儿时住所的客厅时，他把那张照片放在我的手心上。那张照片拍摄于一九五三年的中国，照片里的他眼睛闪闪发亮，皮肤也见不到一丝岁月的痕迹。他穿着朴素的军服并戴着军帽。我用手指划过军帽中间的一个黑点，那里有块阴影。父亲说那位置原本有一颗红星，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他将那张照片寄给他在英国殖民地香港的父亲后，他的父亲抹去了那颗星星，生怕英国殖民当局看到照片可能会有所反应。在离开中国并与在香港的父母重聚后，父亲拿回了这张照片。他移居美国时，也带上了这份革命的纪念品。
我是两个帝国的孩子。我出生于华府，并在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长大，那里是波多马克河（Potomac River）沿岸的郊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人们谈论著冷战、遏制共产主义和防止核子末日。那段时间是尼克森时代到雷根时代，当时全球政治被两种意识形态（更确切来说是两个权力体系）之间的巨大斗争所主宰。柏林墙（Berlin Wall）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倒塌了；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播放蝎子乐队（Scorpions）的〈变迁之风〉（Wind of Change）；苏联解体了，美国成为独霸全球的国家。我们在家里、课堂上和校园中谈论这些事件，我也在报纸上读到这些事件。在我看来，那些报社及其驻点在华盛顿、纽约和世界各国首都的记者就是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的编年史家。
世界上还存在一个共产主义强国，这个政权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较为陌生，但对我来说却是再熟悉不过了，也就是我的祖国──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戮力击退日本侵略者，当时我的父母是生活在中国南方的乡村孩子。但日本的投降并没有带来和平。执政的国民党与发起叛乱的共产党又再度爆发了内战，毛泽东与其率领的红军在内战中胜出，迫使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岛。一九五〇年，父亲成为他所在高中第一批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毕业的学生。
实现革命与建立人民共和国的热情在国民的心中熊熊燃起。父亲北上前往北京读大学。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父亲跟军人、工人和学生一同在毛泽东面前游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的城楼上向他们挥手致意。他们相信毛泽东会带领中国重拾昔日的荣光，并挺身抵抗美帝国主义（American imperialism）。同年秋天，美军向朝鲜半岛上的北韩和中国军队进军。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体国民一同投入战事，并警告说美军可能会进军中国东北，进而进犯北京。
父亲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边疆地区度过，而他的军旅生涯也出现了意外的转折。他去了大多数中国人从未见过的偏远之地，那些地方有美景，但也有纷争。他在邻近朝鲜前线的满州接受空军训练，然后又在新疆度过了数年的时光。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新疆是讲突厥语的伊斯兰教徒（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的故乡，也是北京政府数百年来一直想要纳入其掌控的土地。父亲见识到了中国的幅员辽阔，也见证了毛泽东为了重振中国所做的诸多努力。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对父亲人生中的这些片段一无所知。我有时会看着他穿上红色的西装外套和黑色长裤，去一间叫作上坪楼的中餐馆工作。数十年来，那是我唯一能与他联想在一起的制服，直到后来他给我看了他在军中寄给他父亲的照片。
他并不是一个会说太多自身事的人，也不太会特意跟我分享他的过去。在他早回家的那些夜晚，他不会坐在我的床边说些故事逗我开心，他不谈自己的人生故事，更不会说什么虚构故事。他只有周日休息不上班，但他每隔一周的星期日就会消失，去他跟别人合开的外送餐馆钦氏厨房（Chin's Kitchen）记账。在他空闲的周日，我们会一起看美式足球赛，看华盛顿指挥官队（Washington Redskins）的比赛，他也会开着一辆蓝色的普利茅斯轿车（Plymouth Duster）带我们全家出门兜兜风。我们一起看着我的数学课本、代数学、几何学或微积分，他对数字暸如指掌，后来我才知道他从军中退伍后，读的是工程学。
有时候我能瞥见父亲不为人知的一面。某个冬天的下午，父亲和母亲开车载着我和妹妹行经华府，到唐人街去探望我们的奶奶，坐在前座的他们两人大声地用粤语讨论著什么。我盯着车窗外门窗被木板封闭起来的排屋。母亲转过头对我们说：共产主义影响了你父亲。他固执己见，已经不会再改变了。
我感觉到了那份痛苦，那是我不想去触碰的伤口，至少现在还不想。早在我出生之前，他们两人都有着各自的人生。我后来才知道母亲错了，父亲早已做出了改变。在一个情势不稳定的时刻，他决定走上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那是一个关乎信念与梦想、自主性与自由，以及国家与家的选择。
我的父母在不同的时间点和不同的情境下，向中国和香港告别。但他们从未完全离开。在我所认识的华裔移民中，没有人真的完全离开了。另外一段回忆是在某个夏夜，我们一起坐在家里的地下室看一九八四年的洛杉矶夏季奥运会（Los Angeles Summer Olympics）女子排球决赛，决赛的组合是美国对中国。当中国队赢得金牌时，我的父母欢呼雀跃，跳得就跟明星主攻手“铁榔头”郎平和她穿着红衣的队友们一样疯狂。母亲对我说：“我们为中国队加油，因为中国是我们的祖国。”
透过跟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长时间的交谈，以及翻阅旧信件和老照片，我才开始知道这些数十年前的事情，这始于我进入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读研究所之前，且在那里读书的期间也一直持续著。我同时透过两条不同的途径深入探究：一条是透过课程以及跟教授的对话，了解中国的历史、社会与政治；另一条是探索我的家庭历史。我在华盛顿和旧金山（San Francisco）一带跟我的父母、叔叔和阿姨们共度了一些时光，我特别常跟我父亲的哥哥黄沃明（Sam）待在一块，伯父跟父亲在香港和广东省一起长大，他后来于一九四八年去美国读大学。从我开始挖掘过去，我每年都会去中国和香港旅行，直到我前往纽约到《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工作后才结束。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分子驾驶商务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大楼（World Trade Center）和五角大厦（Pentagon），我当时住在曼哈顿的市中心。那场暴力行动以及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行动，让我开始思考帝国的本质与其影响所及的范围，还有那些反对帝国的力量和帝国试图打压的对象。在我三十一岁生日那天，我离开了纽约，去做伊拉克战争的报导。
五年后，我来到北京担任特派记者，就从那时开始，这个国家和我的父母亲的生命以一种我未曾想像过的方式向我敞开。我现在有时间去拼凑那些一直隐藏于阴影之中的往事，去了解人与人、地方与地方以及时代与时代之间的各种联系。除此之外，在一个正处于变革中的国家展开全新的生活也令人相当兴奋，这个国家的城市有着明亮的办公大楼，还有艺术家群体和从乡村搭火车前来都市努力打拼的工人，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尽一份力推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预期将带来的巨大变革。
对一个初来乍到中国的人来说，中国的领导人和人民似乎都在竭尽全力开创一个崭新的未来，这般景况与我在伊拉克所看见的绝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数年来一直在那报导著一个国家的崩解，这让我对于人性和权力行使的本质产生了悲观的看法。我的两名伊拉克同事哈立德（Khalid）和法赫尔（Fakher）都死于一场最终导致约三十万人丧命的暴力事件之中。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这些破坏和屠杀都是美国行动所导致的直接后果。那些破坏与杀戮的暴行都是由一个国家（我的国家）一手造成的，而就在十年之前，这个国家才刚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能够利用其不受挑战的超级大国地位，带领这个世界走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然而，美国的领导人却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将自己的国家带往了帝国主义的流血杀戮之路，且美国政界高层人士多年来还一直否认他们的所作所为。
二〇〇八年四月某个温暖的夜晚，我在北京机场光彩夺目的新航厦下飞机时，我心想：如果有哪个强国代表了这世界另一种未来的愿景，那肯定就是中国了。当时，在经历了毛泽东领导所造成的灾难和一九八九年对于抗议游行活动的暴力镇压之后， 中共领导人选择走上的进步之路似乎表示中国会接受更加开明的思想。
然而，正如许多被人们寄予盲目希望的事物一样，现实的状况往往不尽如人意，对父亲而言，中国也是如此。我在二〇一六年末离开中国时，就已经清楚明白了这一点：在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正亟力成为一个超越美国的帝国，并且将自己视为大清帝国统治权与领土的继承者。在这个其他帝国强权（如大英帝国、鄂图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皆已灰飞烟灭，且帝国统治下的道德败坏行径都会被历史记载下来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仍走上了这条路。而且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还在其所言所行以及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演说中，将帝国梦与他的领导能力画上等号。
许多中国人民都怀抱着中国梦，它深植于对中国千年历史的共同描述，从古老的黄河文明开始，经过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南征北讨的征服，并在唐宋时期商业、艺术与知识的繁盛中达到颠峰。这是一个关于汉族人民的祖国神话，他们的文化和文明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即便是拥有强大武力的入侵者也成为了华人。这是我开始研究中国时所学到的历史。
后来我接触到了持不同观点的历史学家和作家，他们叙事的核心思想是，即便到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都是由中国本地人民和亚洲草原及森林地区的游牧民族或半定居民族之间交替统治的周期所定义的，这些民族的社会与华人的社会同样丰富、复杂且强大。中国好几个朝代都是由这些来自内亚（Inner Asia）的民族建立的，尤为知名的是十三世纪的蒙古人和十七世纪的满族人。正是满族人建立了清朝，并在欧亚大陆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崛起之际，对外展开征服行动，建立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庞大帝国。
到了一八〇〇年，定都北京的清廷统治著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十分之一的土地，大清帝国的版图从中亚草原到西藏的喜马拉雅山脉，再到中国沿海的城镇。后来清朝的领导人接连在鸦片战争和其他战事中失利，将帝国的部分版图拱手让给了欧洲列强、美国、俄国和日本。数十年后，清朝被起事的叛乱分子推翻，这些叛军打着汉族民族主义的旗号，声称要复兴他们的国家，让中国跻身世界列强。这些汉人菁英帮忙传播了一个强而有力的理念，即现在的中国延续了由多民族组成的大清帝国。新的统治者，也就是国民党人，采纳了这个想法，并努力实现此愿景，直到他们被毛泽东推翻，而毛泽东同样也承诺要复兴中国。
二十一世纪，在毛泽东的有害政策导致国家崩解的几十年之后，这世界发现中国共产党几乎要实现这个梦想了。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仍然控制康乾盛世时透过战争和外交所统一的大部分领土。而且共产党的统治版图还可能再进一步扩张。中国军队正在争议边界地区扩展据点，从南海（South China Sea）到喜马拉雅山脉。共产党还试图将拥有民主体制的台湾岛纳入其统治之下。
中国的经济实力让共产党能够触及中国历代皇帝都无法想像的领域。从网络到人工智能、从高等教育到好莱坞，中国正在重塑这个世界，而人们才刚刚开始明白这背后所代表的意涵。现今全球许多国家都将中国视为重要的强国。在清朝时期，来自遥远各国的使节会到朝廷朝拜，现在各国又开始这么做了。跟一九五〇年时的父亲一样，我曾经在天安门广场参与一场阅兵式。我看着来自全球各国（如巴西、俄国和韩国等国）的领导人在看台上跟习*近*平一起鼓掌致意，他们一同看着下方的战车、导弹和一列列行进中的军队。
许多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以民族复兴为荣，而这种自豪感又因共产党培养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变得更加强烈。国家透过课堂、电影和新闻文章告诉人民，中国在过去这一百年间是西方列强手下的受害者。但还有一个根本因素支持着他们的这般看法：对自身无辜的深刻信念。这与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说的充斥于美国人民族性格中的那种无辜感一样。这些社会可能受到邪恶的侵害，但他们并不会作恶。正是这种无辜感让一个帝国能够在其人民坚定不移的支持下，以行善之名选择走上黑暗的道路。
我在帝国的首都北京生活了将近十年，我在那所经历的一切只是让我如此看待中国的一小部分原因。同样重要的是我在中国边疆地区所见证的那些人事物，那些地方包括香港、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父亲在中国时所重视的也是这些争议地区。每一个帝国在距离其势力重心遥远之处行使权力的方式都能让人更清楚地看清其本质。我在伊拉克看到了美国的本质，而后也看到了中国的本质。
父亲不仅是以军人的身份前往边疆，他也出生在边疆地带，他的家族来自广东省，该处被中国旧时统治者视为蛮夷之邦的粤人领土。我到中国南方各地采访报导时，看见了这些地区与北方的不同之处，这让我更能理解这片土地的多样性，就像我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一样。被我父母的家庭称之为故乡的那些说粤语的地区是个交界地，是中国与外界之间的过渡地带。那里的人们早在现今的全球化贸易时代之前就将中国与美国联系在一起了。我有一些祖先和亲戚看见了海外的机会并为之放手一搏，移居东南亚、巴西和加拿大。他们设法取得了通行证、临时居所和永远的住处。那么，这片南方边缘地区成为反叛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发源地，他们质疑帝国北方朝廷的权力并领导推翻政权的各种运动，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来到北京和华北地区：他既是一个外来者，也是一个来自帝国遥远边陲之地的臣民。
我同样也是以外来者的身份来到这里，有人会说我是另一个帝国派来的间谍，身负的任务是记录这个帝国的一切。
我和父亲分别踏上了不同的旅程，但我的旅程受到了他的旅程影响。我在此书写下这些旅程，更确切来说，我写的是我们各自是如何记住那些旅行中的时光。
父亲他现在已经九十一岁了，他跟我说有些事情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有一晚，在一片星空下，他把马鞍当作枕头，睡在一片高山的草地上。
有一天，他看着手持步枪的战友尝试在下着雪的沙漠中猎鹿。
几年前，我们吃完晚餐坐在一起时，他告诉我，他还记得〈东方红〉的歌词，那是一九六〇年代时几乎所有中国人民都会背的歌曲。虽然父亲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唱那首歌了，但他清了清嗓子，便毫不迟疑地就用普通话唱了起来。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呼儿嗨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他唱完后便坐回沙发上，对我淡淡一笑。在那一刻，他又变回了那个头戴有着一颗红星的军帽并身穿黄褐色军服的年轻人，骑着马穿过帝国边陲的西北方高山峡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