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9日，前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高以忱落马。“610”办公室因迫害法轮功而臭名昭著。（大.纪.元;合成）

6月9日，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一则消息很快引起了外界的关注。消息称，原中共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高以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而引起注意的恰恰是他曾经的头衔。

所谓“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就是俗称的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或简称为“610”。该办公室名称源于其成立日期：1999年6月10日，其成立之初，就确定了其主要职责就是迫害法轮功，由江泽民的大马仔李岚清、罗干等负责组建，王茂林、刘京、李东生等先后出任主任。该机构遍布全国各地，除了中央一级的“610”外，各省、市（地）、县、乡四级都成立了这样的机构，都叫“610”，其中大部分挂靠在各级政法委，少数挂靠在党委办公室。

在江的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下，“610”具有了超越政府的权力，它有着独立的运作系统，可以任意调度及控制党、政、武警等资源，迫使政府机构配合其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命令直接来自高层。在迫害法轮功的十多年中，“610”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高以忱在这样的邪恶机构任职，能干什么好事呢？

诡异的是，中共当局在公告中却绝口不提高以忱更为重要的头衔，那就是中共国家安全部副部长。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75岁的高以忱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俄语系，长期在安全部工作，并长期在海外工作，后出任副部长。自2005年起担任中共中央“610”常务副主任，同年年底出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兼任中央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

如果说2013年被拿下的“610”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副部长，也是李长春、周永康马仔的李东生，主要在文宣系统不遗余力炮制假新闻丑化法轮功；2021年被拿下的“610”办公室副主任、网新办副主任彭波，主要在网络封锁诋毁法轮功，那么，有着国安且有着海外生活背景的高以忱主要做的针对法轮功的恶事，必然包括针对海外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而要实施这样的迫害，高以忱必定是利用海外的各种特务，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

根据今年3月8日，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发表了对中共国安部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详细揭露了国安部在国内外系统地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并曝光其在海外新一轮攻击法轮功中扮演的角色。

报告说，国安部拥有庞大的情报网络、先进的监控设备和充足的资金来源，监控、收集法轮功学员的情报，以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在国内，国安部和公安部、“610”等部门相勾结，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在国外，国安部通过高科技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电话窃听、通讯监控、精准定位等，并安插特务渗透到法轮功内部收集情报，提供给“610”，以实施大规模抓捕行动。

国安特务还在海外策划暗杀及暴力行动。例如，在2000年和2001年，曾两次企图暗杀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不过在台湾和香港均以失败告终。2006年2月8日，大.纪.元;技术总监李渊博士在亚特兰大的家中遭持枪暴徒暴力袭击，脸部缝合15针，手提电脑被抢，敏感信息被窃取。而2005年高以忱刚刚担任中共中央“610”常务副主任等。这其中有没有其在背后的指挥？

而退休大概有五六年的高以忱被官宣落马的时机也耐人寻味。因为就在几个月前，海外大.纪.元;等媒体披露在习的亲自部署下，中共通过政法委操控公安部、国安部、统战部、外交部等多个部委，自去年开始，对法轮功发起了新一轮的升级迫害，开展“法律战”“舆论战”，达到诬蔑诋毁法轮功创始人，攻击神韵艺术团、大.纪.元;等媒体的目的。这些活动具体由中共设在海外各地的“打法工作处”实施。

此外，美国国会刚刚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还有自去年7月传出习中风消息后，关于其丧失军权、党权的信号就一再出现。据悉，现在在北京控局的是温家宝、张又侠等人。

那么，北京控局者释放这样的信息，有何用意？无疑，法轮功问题是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共高层难以逃避的问题，而二十多年来对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的镇压，是造成中共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多方面状况多多的根源。北京控局者如果想解决法轮功受迫害问题，将何去何从？

2015年10月，大陆财新网曾刊登了胡锦涛智囊俞可平的长文《邓小平与中国的进步》，文章通过正面评价、肯定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并使批判文革、否定毛泽东成为一种既定事实。文章点出了“不彻底否定‘文革’，就不能实行改革开放”，并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11月30日，财新网发表题为《为什么需要真相委员会？》一文。文章以巴西真相委员会成立为导引，回答了“为什么需要真相委员会”这个问题，即“为了获得调查的特权，得到那些至今迷失的真相”。文章还称，目前全世界已有三十多个国家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它们成为“转型正义”的重要载体，通过调查、披露威权政府所犯下的罪行，将真相公之于世，促成全民反思与政府改革，避免历史重蹈覆辙。

2016年，大陆敢言杂志《炎黄春秋》在2月一期刊登了徐贲撰写的《道歉——一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进一步探讨了政府对受害群体政治补偿和社会群体和解问题。

文章开篇即称“道歉原本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表示愧疚的行为”，但自九十年代以来，道歉越来越成为不少国家纠正历史性国家非正义行为和争取与前受害者社会和解的方式，不少国际领袖都曾代表他们的国家道歉过，而这些道歉“都涉及了国家在历史中的非正义行为”，但这样的道歉在中国这样一个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国家非正义行为如反胡风、反右、大饥荒、文革等的国度，却没有发生。

徐贲随即还以澳大利亚社会关于“被盗窃一代”的争论为例，为中共政府思考对受害群体政治补偿（赔偿、平反和道歉）和社会群体和解（共创未来社会）问题提供思路。

徐贲认为澄清往事和为以往过失道歉不仅有利于广大社会和受害人，而且也有利于道歉者，因为道歉往往能为道歉者树立真诚、诚实和勇于改过的新形象，也能补救他们及有关者因过失而造成的形象损害。在中国，历次运动的受害人大多数在事后得到不同程度的“平反”，但政府除了经济补偿外，从来没有对他们作过正式道歉，也缺乏必要的社会反思。

徐贲最后指出，道德是一切政治不可忽缺的部分。重新审视国家历史性的非正义将是中国未来道德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是可以以正义的名义重新认识和重新协商的”，“中国的新历史、新政治恐怕也得经由类似的经验方能得到诞生”。

或许，中共控局者可以从这些学者的建议中得到启发，即期望实现真正转型的北京当局，如果想改变自身形象，同样需要对中共建政后发动的包括“六四”和镇压法轮功在内的历次迫害运动“道歉”和平反，从而实现社会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