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籍蒙古裔自由作家，独立历史学者余杰的儿子因《坦克人的儿子》一文荣获哈佛创意写作竞赛全球第一名，这让我对我们所有海外六四亲历者如何与自己的二代，那些从小就跟随父母出走海外，特别是出生在海外的华裔二代，比如我的女儿，对谈六四这个历史绕不过去的重大事件产生了兴趣。我跟女儿似乎并没有这样认真对谈过，但她曾经把我的亲历译文发给过她的同学或发到她们小孩子们的交流平台上。我也曾听她说过，她告诉中国来的留学生去上网搜索天安门事件。。。
如果是你，你会参加吗？六四亲历者与自己的海二代对谈六四
2012年5月31日
六四亲历者石冬青家的饭桌，是报告、讨论和分享各种大小事的地方。石冬青的女儿刘天舒四岁时到了美国生活，她喜欢文学、历史和艺术，在老师鼓励下写博客，写书评，包括《天安门对峙》一书的书评。但她有很多事不太清楚，有所怀疑。所以，她在餐桌讨论天安门发生的那些事，还列了一些问题问亲历过六四的妈妈。六四一代的妈妈认真回答，感慨良多，也想知道身居海外的六四二代，隔开了23年的时空，如何看待当年那场刻骨铭心、彻底改写了一代人命运的学生运动。她们的对谈真切而沧桑，也描绘出六四在海外的真实印象。
妈妈石冬青：1989年时在北师大教育系读研究生。当时是麻派、鸳鸯蝴蝶派、托派中的托派。起初只是旁观者，看大雨中人们把花圈放在纪念碑；看同学们在新华门抗议；看王丹宣读诉求；直到目击郭海峰三人下跪请愿，够了！再也看不下去了，再也不会心安理得地做托派了。从此从北师大学自联到绝食团指挥车做播音员。后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她如何把坦克人录像带转送出国的惊心动魄的经历请参见我的上篇：六月的逃兵
女儿刘天舒：高二学生，四岁到美国。喜欢文学、历史、艺术、芭蕾、辩论，关心时事，关注中国事务。是学校读书俱乐部和中国舞俱乐部的发起人和主席。
女儿：是什么让你决定要去抗争？
妈妈：八十年代是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睁开眼睛寻求答案的年代，尽管没有互联网，电视机进入家庭，让人们看到国外的生活一角。那是怀疑一切的年代，是重新确立价值观的年代。包遵信主持的《走向未来》丛书和形形色色的学者们的讲座以及《河殇》这样对蔚蓝色开放的文明的向往，让年轻的学生睁开了眼睛。民主才是避免文革灾难的良药，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机制，专制个人崇拜必须结束。
没有谁能让我走上街头，因为那是要承担后果的。重则杀头，轻则丢掉饭碗。如果没有家国理想，没有可能走上街头。
女儿：如果可以重来，你会做出不一样的事吗？
妈妈：如果重来一遍，我会发出自己更清晰更明确的声音，不仅对政府而且也对学生领袖。不想责怪谁，那时都年轻。没有他们最初的勇敢，即使后面有无数个0，没有前面那些勇敢的1，也还只是0而已。如果责怪，首先想责怪的是自己做得不够好，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和声音尽最大努力地表达出来。对政府失望和痛恨并不难，但对学生领袖之间谁是No.1的纷争、内斗，我直到现在都无法平静对待，可谓痛心疾首。
我不想自己的不满成为别人的砖头，砸向这些亡命天涯的人。如果要砸，就直接砸向独裁者，砸向屠夫们。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找到既不伤害学生领袖、又可以直抒胸臆的表达途径。在绝食指挥部的广播车上，我曾对前来找人的王丹说，我们来到广场，我们以自己的前途做代价，并不是冲着王丹李丹张丹个人而来，而是因为共同的追求而来，如果因为争权夺利而葬送了这场学运，你们不会是英雄，而是罪人。那时还不会料到，不仅是前程的代价，更是生命的代价。这些话我更应该对绝食团指挥部的各位说，可惜朝夕相对，我却无法告诉他们自己的想法，面对他们的不可理喻。我曾在他们开会时试图表达，被他们阻止，而且从此不在绝食指挥车上开会。或许自己即使向他们表达了，也未必起作用。但我居然无法表达出来，岂不痛悔？！万一有作用呢？
女儿：你认为这场行动的转折点是什么？
妈妈：转折点是没有响应赵紫阳的呼吁，决定不支持党内任何一派，不卷入党内斗争，以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和独立性。结果让李鹏一伙得势。
改革的力量必须联合，无论党内党外。学运独立不是不与体制内的改革力量合作，而是施加持续的压力，促使政改发生发展成熟。如果你看到我对温家宝的政改支持，正是基于这个教训。
绝食的开始把运动推向更高潮，成为全民参与全民关注的事。同时，让党内改革派进退失据。而且绝食本身没有北高联的同意，后来进而绝食团指挥们凌驾北高联之上，而不是像对话团一样，成为北高联的另一个部分。戒严令发布后，他们没有任何交待，不见踪影多时。所以绝食开始没有北高联的同意；绝食改静坐，绝食结束而绝食团指挥部拒绝退出舞台。在我看来，未响应体制内改革派而绝食是学运的转折点。
女儿：你觉得绝食抗议有用吗？
妈妈：它吸引了全世界更强烈的注意力，更让全国掀起声援浪潮。每天的电视机前，等著无数焦急的心。救护车的呼啸揪心揪肺。警察撤走了，小偷罢偷了，南长街上指挥急救车通过的居然是戴着红领巾的小少年！所有车辆都没有例外地合作，为救护车让道，彼此让道。
政府的迟缓与冷漠让人寒心。广场上巨形黑布上写着大大的惨白的“痛”，年轻的我突然明白了疼与痛的区别。台湾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在绝食同学中低吟，“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黑色的眼睛有白色的恐惧……没有人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悲怆而沉痛。
马路两边两条细小的绳子拉起来，有效地护卫绝食同学的生命线，让救护车畅行无阻。北师大遗传数学研究生英姿大姐，白天照顾前来就医的小孩，晚上孩子入睡后，她就去值班，护卫生命线。“因为晚上那里最需要人”，她说。一位民国时代就追随共产党的老教授每次看到我都焦灼地问广场的孩子们怎么样了。他以过来人的身份让我转告高联，不要把官方学生会的同学推到对立面，要懂得团结各种力量。我告诉他在广场看到的高联与绝食团指挥部的争夺，他痛苦地闭上眼睛。
女儿：你现在对中国有什么期望？
妈妈：言论自由，它是宪法权利，是撬动专制的支点，是惩治腐败的利器。
女儿：你认为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会变成民主国家吗？
妈妈：民主制度的建立，中国已经走了一百年，在大陆除了倒退，没有半寸进步。当年嘲笑学生傻瓜的灵瓜们所得的好处也逐渐被剥夺。而真正的民主是个漫长的众人参与共同担当而不断建设逐渐完善过程，就像今天的台湾。幸亏有民主在台湾的发展成长！
我对中国的民主到来并不乐观，尽管充满期待。
上周到附近中菜馆吃午饭，遇到一位山东人。我说，他的一位著名的盲人同乡刚刚来到美国。他说，他不信陈光诚的事，因为他没有亲眼见过。倒是美国政府可恨，为这盲人乱花纳税人的钱。瞧，这就是在美国待了十几年的人。他不问软禁虐待这个合法公民，滥用几千万纳税人的钱作为维稳经费来围睹一个盲人的合法性，却只敢质疑美国。而美国有那么多的基金会、那么多的民间捐款可用。
我问，那你相信二十三年前坦克碾压民众，达姆弹打穿胸膛吗？
他答，当然不信，因为我没亲眼见过。
我问，你相信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吗？
他说，当然信。
我问，那你亲眼见过吗？
他被问住了，然后开始狡辩。
即使北美有自由的资讯，有很多人选择性抵制真相。不敢质疑独裁却聪明得振振有辞。
我曾因工作转换短暂地和几个年轻的宾大中国留学生住在一起几个月，试图提起六四的话题，她们不想知道更不敢知道。她们说知道那是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的反政府运动。几年前在宾大，听一个有关东亚问题中国问题的讲座，副标题是奥运、台湾、西藏和大陆。讲座结束后，提问的中国留学生从问题到答案都是惊人的一致，如果闭上眼睛，你会以为是外交部发言人。脑残的程度，自以为是的样子，让人瞠目结舌。这就是中国经济大发展中成长的青年菁英？
当然，珍珠们营救盲人的事越来越多，也正是希望之所在。互联网上尽管删帖封号，言说的力量在逐渐壮大。被喝茶已经不那么令人恐惧。给艾未未捐钱，在摄像头下坦然敲开草场地的大门，都是在战胜恐惧。
妈妈：除了妈妈告诉你的以外，你对六四还知道些什么？
女儿：如果小时候不是妈妈提起，我学历史的时候就不会特别关注这个事件。除了妈妈告诉我的，我还在网上搜索过，比如Youtube。去年底我读了程鹗写的《天安门对峙》，然后在我的一个高中老师鼓励我开的博客上写了篇书评。这篇书评后来被程鹗找到并在我的允许下放到了他的网站上。他和我的高中老师都觉得这篇书评很有见地。
我知道他们大部分人当时是为了表达对中国的腐败、极权和缺少经济机会的失望，我知道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死促发了整件事情。我也知道共产党派了解放军去试图镇压抗议。我知道屠杀是从6月3日晚开始的，政府用了达姆弹，而且抗议不止在北京上演。我还知道，红十字会最初公布的死亡数字是大约1200人，但后来他们又收回了。
妈妈：你的朋友知道这些吗？你们会讨论吗？
女儿：我的朋友知道的都只是我告诉他们的，但没有告诉很多，所以也没法讨论。
妈妈：为什么你对这个事件感兴趣？
女儿：我认为，无论是看现代中国政治和政策，还是看西方眼中的中国，这都是一件很典型的事件。它还波及到东欧的颜色革命，是武力镇压暴动反对国家政权的先例。它还证明了人民是懂得发声并反抗专制的。
妈妈：如果你活在那个时候，你会参加吗？
女儿：我相信我会。
妈妈：你怎么评价这个事件？
女儿：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当时那个环境去仔细看。它有自己的特殊性，是不可比较的，比如，不能和“占领华尔街”比（虽然很多人非常热衷于将它们作比较），也不能和中东的示威相比。我认为应该批判地看这场行动，留意里头的虚伪和失败，尤其是看看行动后来变得如此官僚，我们应该从中学习。
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它是好的，因为它证明了人们不愿意在集权专政下生活，人们希望站起来去对抗自己认为是错的、不公平的、不人道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