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八、共产理论的危害三：阻碍人类得救
下面我们概要总结共产主义的整体历史。共产魔鬼是为了破坏创世主救度人类才来到人间的。因为在久远历史以来就已经定下了创世主在宇宙最终时刻拯救世人与宇宙众生时讲法的地方——是在中国，所以魔鬼搞共产主义的真正布局就是围绕着中国。在实践方面。共产主义是把占据中国、破坏中国传统思想、消灭传统文化、并且树立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其根本工作任务的。
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存在一次“苏东剧变”，就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突然放弃共产主义旗号、改变颜色的历史巨变。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世界上许多人认为苏联是共产主义的核心力量、首要力量。在苏东剧变之后，有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的力量已经几乎消失，只剩下中国等几个“打着共产主义旗号、实质却未必真的是共产主义”的国家还在苟延残喘。其实这只是魔鬼给人类制造的假相而已。因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破坏人类得救”，而依照魔鬼的安排，真正的“共产主义主角”不是苏共，而是中共。
（一）从欧洲发源，形成共产体制，结合宣誓、加固其党徒对邪恶的崇拜
虽然魔鬼的共产主义安排是以中国为中心，但由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具有深厚的重德传统，所以魔鬼无法在中国直接搞出共产主义来。于是魔鬼利用欧洲国家众多，宗教信仰各不相同、教派林立、历史争议复杂等特点，在欧洲首先建立了撒旦教。然后利用马克思之手、将撒旦教的教义改头换面成为共产主义理论。从此欧洲从形式上就成为全球共产主义的来源地。
共产主义其实不是搞理论研究的，而是搞革命行动的。它在刚刚产生之后，就以“国际共产主义”为旗帜先后成立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就立刻开始了具有物质实相的第一步。所谓具有物质实相，是指它采取社会组织的形式来展现其党、培育其党，并且通过组织手段来蒙骗和强化其成员，使党徒始终坚持以“暴力革命的科学共产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在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时期，共产体制培育毒恶的主要手段是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因为，工业革命所催生的经济形态——也就是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在它最初发展的时期，出现了一些丑闻。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尚未采取应对措施。马克思抓住这些丑闻，鼓动暴力革命的共产主义，得到了一些人的追随。追随者把共产主义当成“人类最伟大的事业”，这是追随者误解的一面；此外更主要的是马克思和魔鬼所实施的欺骗一面。马克思通过《共产党宣言》蒙骗人们对共产党宣誓，其实是对魔鬼宣誓，人们清晰辨别是非的能力被蒙蔽，日益深化了对“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崇拜，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背后所代表的暴力论、无神论等邪恶思想路线的崇拜。
（二）暴力篡权，第一个共产国家建立，以暴力、杀戮培育毒恶
列宁学习了马克思的理论之后，被送回到俄罗斯，成立了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随后建立了苏联。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体制的国家。共产主义政权模式使列宁、斯大林获得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权力，远远超过历史上的沙王、也超过世界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或总理等。所以获得政权以后，以列宁、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党人就要维持这种政权模式，保证其他政治见解的人不能再颠覆其政权。这就成为其维护共产体制的主要驱动力。
维护共产体制的另一项动力，就是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要维护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提出公有制，要通过政权掌握一切主要生产资料，并且占有社会的一切财富资源，这样，国家政权所委派的管理者、官僚系统就是这一切资源的实际占有者、受益者。这些官僚系统本身、其官僚人员为了保持自身的权力、利益不被剥夺，他们也需要维护公有制的社会体制。在具体操作中，斯大林还发展了内部特务系统，来保障其官僚、国民必须绝对忠诚于斯大林本人。这种特务系统也被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沿用。这种特务系统也成为苏联维护共产主义体制的主要力量。
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共产主义者为了上述目标——包括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巩固斯大林等的既得地位，在苏联发动了许多次军事行动以及政治清洗等等，当时在苏联造成了超过千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通过这些巨大的人口死亡，魔鬼使共产主义者的邪恶属性、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邪恶属性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巩固。
（三）以百年国耻先行铺垫，共产主义被推送进中国
自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为开端，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并且屡屡因为战败而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华文化中有一种爱国传统，所以许多知识分子都在努力思索“我大清帝国为什么会失败”，寻找强国救国的途径。但是屡次探索，屡次失败。最初的探索是认为武器落后导致军事失败，所以搞起了洋务运动。通过洋务运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舰队，其海军军力的数字居于世界前列。但是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却十分意外的败给了日本。痛定思痛，进一步的探索是认为法律制度的落后导致国家落后。为此采取了百日维新；百日维新夭折之后，一部分政策被保留下来，中国法律制度在表面上与列国近似。一九零零年，中国北方出现了义和团的民间武装。清政府相信和依赖义和团，同时向多国宣战，并且放纵义和团对外国人包括传教士、妇女、儿童等的随意杀戮。清政府的态度引起各国联合入侵、攻入北京，清政府即刻逃亡，并且将义和团宣告为非法、予以抛弃。随后清政府决定“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与多国签订《辛丑条约》，对各国予以赔偿。对于具有爱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仁人志士来说，这是更大的屈辱。立志驱除鞑虏、洗刷民族屈辱的仁人志士之后发动了三民主义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大清皇帝和平退位，中华民国开始实行宪政。由于实行了宪政，在这一点上似乎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致，许多人感觉到革命成功了。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巴黎和会上，许多国家并没有把中国作为平等国家对待。这是对中国人民、爱国知识分子的再一次巨大打击。
就这样，经过从一八四零年之后至一九二零年前后大约八十年的反复探索、反复挫败，中国知识分子为了爱国、陷入极端愤懑的情绪之中。许多人病急乱投医，纷纷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共产主义就在这种情况下，在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它具体内容是什么的情况下，一下子进入了中国，而且还具有十分美好的形象，被一些人当成了“治国良药”。
共产主义如何在中国取得美好印象的？与俄罗斯对中国的侵略历史有关。俄罗斯原本是欧洲国家，随着它的向东方扩张，在清朝时期侵占了中国许多领土，与清朝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在一九一七年，共产魔鬼以列宁为工具、侵入俄罗斯，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强夺了俄国政权。随后列宁宣布：废除俄罗斯与中国的一切领土条约，把所有占领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后来这个承诺没有兑现，完全成了空话。但在当时，尤其在清末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映衬下，在中华民国刚刚建立、立足未稳的时候，列宁的这个表态给中国人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很多人认为列宁所采取的“共产主义”一定也是最美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此被推送到中国，还一时风骚十足。
其实这一段中华民族遭受的民族屈辱和马克思主义借机进入中国就是魔鬼的总体安排。这种安排是对中华知识分子、中华文化和中华人民的戏弄。
（四）依靠共产国际支持，确立夺取政权之艰难目标，推动其党毒素提升
中共最初是作为列宁所成立的“第三国际”的分支机构而产生的。由于苏联的指导，中共在成立之时就确定了以夺取国家政权作为首先目标，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非常艰难。与苏联对比，当年在俄罗斯，资本主义新政权虽然成立、但是未经过磨砺和完善、还不稳定，此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抓住机会另行发动政变、迅速取得国家政权，所以其取得政权的过程比较迅速，也比较侥幸、相对容易。而中共是通过二十八年的时间，才达到战胜国民党、取得国家政权的目的。
中共是怎样达到“取得国家政权”这个目标的呢？它特别加强对自身党组织的建设，然后运用党组织指挥所有的军队、指挥各个地方政权。由于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里，中共一直是把“党自身的建设”作为主要的手段，所以使其党的毒素性质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共产体制为取得政权而竭尽全力提升自身毒素，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方面：衡量方式的毒素提升。
在共产主义组织刚刚出现的时期，共产党员之间衡量是非对错的基本方式是相互衡量、以各自的理想为标准。因为每个人以自己的心灵、以其自身对理想的理解来衡量其他人，所以，这种衡量方式其实是采取着“党员个人良知”的形式。这种“党员个人良知”的衡量方式在中共为夺取政权而党建的过程中被抛弃、废止。因为，伴随着中共以夺取政权为目的长期党建提升，共产党形成了遍布一切的党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方式来服从党组织的决议。从此党内的衡量方式就从相互衡量变更为单向衡量，变为上级衡量下级、组织衡量党员，党员负责执行。这大大提高了共产党的执行力度。
从毒素性质的角度看，这种衡量方式彻底取消了“党员个人良知”的地位。从此，面对党组织决议，个人必须执行，最多只能保留意见。所以这种变化的本质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就可以摒弃良知的作用。这就是毒素的提升。
第二方面：衡量人与事之核心要素的毒素提升。
在一个自发互动而形成的团体、群体中，如果采取以党员个人的良知为基础的相互衡量，人们自然而然就会相互观察每个党员、成员的个人品质。往往人品更好、更有威望的人会成为组织的中心，获得更高的地位。此时，衡量是非的核心要素是普通意义的善德、人品等传统概念。但是在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而日益加强的党建过程中，党的决议是依靠党组织成员各自发表意见从而做出的，而且共产党组织自上而下颁布有明确的纲领、宗旨、精神、指导思想等，所以谁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原则等更加坚定，谁更有办法实现那个“共产主义”的理想，那么谁就可以在党组织当中享有更高的、更核心的、更尊崇的地位。此时，决定这个党组织之中谁享有最高地位的根本因素并不是个人的品性，而是对共产主义信仰和原则坚定的程度与理解的深度。即使某个时候有可能恰恰是一个品性忠厚或者优良的人被安放在了最高地位、核心地位，但是真正决定其是否享有核心地位的因素也不是由于他的品性忠厚或者善良，而是由于其对共产主义态度的坚定。
从毒素性质的角度看，在衡量人与事的过程中，其摒弃了传统的“人品因素”的衡量标准，而聚焦于“是否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衡量标准，这就是毒素的提升。
第三方面：关于底线、最终标准方面的毒素提升。
人类常规的语言表达都是建立在某些不言而喻的背景基础之上，这些不言而喻的衡量标准包括不能无辜杀人、不能随意害人……等等，体现着人们更加深刻的是非观，构成人们不言而喻的行为底线、与更根本的追求方向。但是中共党建打破了这种常规。中共所确定的目标是要夺取国家政权和实现共产主义，这两个目标的难度都很大，都需要竭尽全力；而且它强调“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终归宿”。所以，在衡量每件事之是非的时候，在衡量的标准方面，逐步形成了“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特点。只要是能够保持共产党政权、能够帮助共产党夺得政权，那就是好的，就以此作为衡量好坏是非的最高标准。
以此为指导，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在中国各地不断制造动乱，在农村搞农民暴动，在城市发动罢工、罢课、罢市、暴动等等，即使是在中央人民政府聚焦于抗日战争的时期也是这样。可是所有这一切暴动和叛乱，尤其是在民族抗战期间在背后捣乱，在历史上都属于典型的恶行。共产党已经抛弃了传统是非标准，完全以本党利益为衡量是非的唯一标准和最高标准，除了这个标准之外再无其他衡量标准或底线，这就是毒素的提升。
（五）通过长期夺权的党建，形成了耍弄人类良知、统一战线等多种能力
其一、对党员的心灵控制能力。
所谓心灵控制，就是掌控其党员的是非判断，引导其党员，把善的说成恶的、予以打击，或者把恶的说成是善的、予以坚持。共产党由于二十多年以夺取政权为中心的党建工作，从而日益取得了这种心灵控制能力。
举个例子，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蜗居陕北，就种植罂粟、制作鸦片、向国统区出售，来换取经费。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是如何达到控制心灵的呢？鸦片是中国近代历史中对人民危害很深的毒品，鸦片贸易也是清末若干次不平等条约之直接导火索，所以只要稍有一点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都会拒绝制作鸦片、贩卖鸦片赚取经费。更广而言之，所有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同意通过出售毒品来换取收入。但是，由于共产党欺骗其党员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所以只要有利于共产党取得政权的一切行为，哪怕是给中国人卖鸦片，也是正确的。这是在衡量标准方面、毒素提升后的效果。
而且，这是通过党组织形成的决议，这种组织程序又加固了衡量标准的毒素提升。作为个人即使在内心有疑惑，但是考虑到自己毕竟是党员、党组织毕竟已经完成了决议程序，所以也就放弃了自己的异议。由于预先给魔鬼宣誓的作用，不久也就把这种异议置之脑后。
而且在操作中，由那些对“共产党”最忠诚，也就是那些最坚持“只要有利于共产主义的、就是最好的”这类标准的人，来担任党组织的核心人物，掌握最大的职权。由于这些人在中共党内掌权，所以如果有谁在执行中不积极，还可能被党组织批判，甚至被处决。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就更进一步稳定了这种衡量标准、衡量方式、以及核心要素的地位。
中共这三方面毒素，——其实是已经得到了提升后的毒素，相互配合，影响、决定其党员的思维，就能够使其党员认为“卖鸦片是正确的”。即使偶尔有所怀疑，也会自动停止思考，其实是在党性提升毒素之后的作用下，不敢继续怀疑。这就已经达到了心灵控制的效果。
其二、在其党员身上，具备对抗和耍弄人类良知的能力。
中共的这种毒素提升工作，在其内部称为“共产党组织的自身建设”，简称“党建”。中共把党建作为一项独立的工作，给予十分重视，从而达到加固其党员、成员之党性的效果。共产党员的党性被加固到非常强大的程度，足以对抗人类的良知。就像上面所说，使其党员竟然认为“卖鸦片是正确的”；即使偶尔有所怀疑，也会自动停止思考、不敢继续怀疑。这就是足以对抗人类良知。而且，再进一步，已经能够使其党员把道德良知当作一种玩具、器具那样来耍弄、表现、收放自如，具备了耍弄人类良知的能力。
仍然以中共及其党员们对贩卖鸦片的态度为例。在中共认为需要依靠鸦片换取经费的时候，就泯灭其党员的相应良知。他们甚至做到一边种植鸦片，同时又在内部文件中给自己隐瞒、所以用“肥皂”、“特供”等词汇来指代鸦片。明知这是恶事、还要做、而且恐怕别人知道，这就是“在需要其党员泯灭良知的时候，就必须泯灭良知”。但是在对外宣传等的另外场合，中共及其党员仍然可以大谈特谈鸦片对中国人民的危害，发表文章说明其对于鸦片的痛恨态度，还说的堂而皇之。这就是“不需要泯灭时就暂时保留”。共产党能够达到让其党员的良知泯灭，达到按照其党的需要而随时消失、随时存在、随时表现的地步，实质就是其党对人类、人性良知的耍弄。
其三、利用其党员和追随者，具备了统一战线的能力，实施其统一战线策略。
就此也形成了共产党人“统一战线”的能力与策略。所谓统一战线，就是其党员按照共产党的统一安排，在一定时期把某些人作为朋友，时过境迁再按照共产党的统一安排把他们视为敌人，等等。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一种最狡猾、最狠毒、最不讲道德的策略。它的本质是共产党整体所决定的行动。
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能力令很多人想像不到。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需要拉拢一批人的时候，所说的话入情入理。其实那是按照党的要求而说的。虽然符合良知，但其本质却是为了要符合党的决议而产生。然后在另一个时刻，又要打击那些曾经拉拢的人，这时候所说所做的都十分无情、甚至狠毒，完全泯灭了良知。实质这些狠毒与泯灭良知，也是按照党的决议而产生的。正是由于共产党对其党员的掌控已经达到了“需要其党员泯灭良知时就泯灭、需要其表现良知时就表现”的随意效果，所以才能实施其统一战线的策略。
总结：以持续的党建作为推动，毒恶能力已经超过马列祖宗。
中共在二十多年夺取政权过程中，一方面是以夺取政权为目标，另一方面十分注重自身的党建，把党建作为一项独立的、持续不断的工作。中共在党建过程中，不仅仅看表面的工作效果，而且要看其党员的党性，把提升党性作为根本的重要工作。由此造就了中共不同一般的党性，致使其党能够执行一切有利于其党夺取政权的各种策略。就这样经过二十八年的反复党建、磨砺党性，其毒恶能力已经超出其上级共产国际——苏联。
在二战刚刚结束时，由于国际上共产主义势力与资本主义势力的相互对抗、势力划分，所以在德国、朝鲜所形成的格局是东西德国分裂、南北朝鲜分裂，其共产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各自统治一部分国土、相互划线而治。在二战刚结束之后，中共凭借其长期积累的军事、政治、宣传、谍报等等各种能力，最终达到了占据中国大陆主体、把国民党赶到了台湾小岛上。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借助了其上级共产国际——苏联的力量，但是中共自身全面夺取政权的能力、全盘操纵世界局势以及中华局势、以及最终达到自身目标的能力已经超越了第三国际。也就是，经过魔鬼连续二十八年对中共的磨砺，中共作为源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恶政党，其实质能力已经超越于原始的马列祖宗之上。
（六）抓住机会蜗居锤炼，以政治斗争为核心，获得更毒恶的性质与能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使中华民族进入了全面抗战的时期。此时中共已经被编入中华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但是并未积极抗日。抗日战场的历次主要会战实质由国民党部队承担，历次会战都异常惨烈、艰难。而共产党在此时的主要工作，一方面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广泛搜罗民兵、发展军队、储备军力；另一方面是蜗居延安，大量吸收各界知识分子、有志于抗日的人才投奔延安，然后在延安好整以暇的开始了“延安整风”。这是中共抓住了前方激烈热战的机会，在后方蜗居、进行内部斗争的训练。
另外，二战之后全世界的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对立已经形成。中共站在苏联的共产主义阵营中，但不属于其中的老大。最初中共完全与苏联站在一起；至一九五六年之后，中苏关系交恶；到七十年代之后，中共联合美国、防备苏联，寻求自己的相对独立地位。但是，无论中共与苏美两国的关系如何游移、变化，其整体世界格局是美国和苏联分别作为两大阵营的主要代表、剑拔弩张，相互视为对手、各自全力以赴。同时，中共搞起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部斗争、一次又一次的连续政治运动。
中共历史上有很多疯狂现象，令后人不解。延安整风进行内部大清洗，杀人无数。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之后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亡，发动了许许多多次政治运动，不仅杀死了许多地主、资本家、被共产党视为敌人的人，而且还杀死了许许多多共产党人、以及紧跟共产党的“自己人”。这种状态其实就是疯狂。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一旦某个国家、政权陷入这种状态就很容易亡国、失去政权。但中共在此过程中并未失去政权。什么原因呢？其实是因为魔鬼的系统安排。
如果说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要是对外斗争的能力，那么其历次政治运动、政治整风所培养的主要是内部统治的方法与能力。具体是什么能力呢？毛泽东在“反右”期间明确说：“我们是搞阳谋，不是搞阴谋。”这是一种凭借政治手法和政治权势、从而对内部人民颠倒是非，公开耍流氓、就看你服不服的能力。这是一种凭借耍流氓，从而对官员和民众进行逆淘汰，以便使流氓统治者可以更加稳固的统治人民的手法。通过这些政治运动与政治整风的过程，魔鬼使中共在内部斗争和内部统治中的狠毒性质与邪恶手法发展到极致，同时也给中国人制造了对中共的更深恐惧。
通过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魔鬼也给中国人制造了许许多多颠倒是非的邪恶思想，强迫中国人必须接受。例如：“镇反”等运动中，所树立的“为了实现共产党的目标就可以杀人”的说辞；再例如：“反右”运动中，所树立的“为了找到阶级敌人，可以引蛇出洞、出尔反尔，而且自称这就是阳谋”的说辞；还有：“大跃进”运动中，所树立的“藐视自然、可以大吹大擂，只要跟紧党中央、无论死多少人也不需要负责任”的说辞；还有：在“文革”运动中，所树立的“革命有理、要武斗不要文斗”，“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面毁灭中华传统的一切文化”，“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越穷越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说辞。这些说辞所达到的疯狂、荒谬、邪恶之程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绝对的独一无二。但是，这些说辞却在“中共统治”、“中共倡导”的威逼下，全部被灌输到中国人的头脑中，而且还成为所有人“指导思想”。人们对这些思想，无论是“真相信”、还是“假遵从”，在表面上都必须跟从、必须表示赞成，否则就会丧命、或者被批斗。从此，中国人不敢再跟共产党讲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