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和凤鸣老人，感念她用血与泪写成的文字，为我们留下苦难的见证。

中国1957年"反右运动"的受难者和凤鸣女士，于2025年6月4日晚上驾鹤西去，终年93岁。作为长期关注这一段历史的后辈，我听闻消息，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灯下重读她的著作《经历：我的1957年》，不忍释卷。

和凤鸣25岁时，夫妻双双被打为右派，此后长达20年的时间，她彻底沦为政治贱民，九死一生。等到1978年底彻底平反昭雪时，她已经是奔50岁的人了。但是，从1989年退休之后的30年时间，她用超于常人的良心、勇气，在暮年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历时十年，她完成《经历：我的1957年》一书的写作，并在2001年出版。她还积极协助纪录片导演王兵、艾晓明进行有关夹边沟影像的拍摄。那部长达三个小时的纪录片《和凤鸣》，就是导演王兵三度到访她家完成的佳作。拍摄此片时，她已经75岁高龄，连续面对镜头数小时，讲述自己痛彻心肺的往事。直面惨痛的记忆是需要勇气的，而她做到了。她的人生，前20年是备受屈辱的政治贱民，后30年则是捍卫记忆的战士。亲人的担忧、当权者的恐吓，都没能阻止她为真相发声。

在一个由意识形态主导着遗忘工程的国家，30年矢志不渝探究真相、捍卫记忆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也难怪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在《和凤鸣与她的<经历：我的1957年>》（再版代序）一文中，称她为"伟大的中国女人"，她当得起这个称呼。

《经历：我的1957年》出过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2001年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2006年该书再版时，因为钱理群教授写长文为序，而影响更为广泛。

尽管中国国内有关1957年反右运动的写作与研究一直被视为敏感领域，但是改革开放40年，意识型态领域的管控时松时紧，几十年下来，除了学术研究成果，有关反右运动的叙事类作品数量也有不少。特别是2000年前后，这类题材的作品，曾经有过一个小小的出版高潮。当时甘肃兰州的好几家书店，进门不远处，有一小块地方，就集中摆放那几年陆续出版的与反右有关的图书，比如《夹边沟记事》、《经历：我的1957年》、《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寻找家园》等，差不多形成了一个"夹边沟图书专柜"，颇为醒目。除了公开出版发行的作品之外，也有一些非正式出版物以各种形式在民间流传。

那么，在这为数不算少的作品中，尤其和许多反右运动的名人回忆作品相较，和凤鸣这本《经历：我的1957年》的独特价值在哪里？

1957反右运动的受难群体，有着异常复杂的面向。比如章伯钧、罗隆基，他们的确有为中共所不能接受的政治主张；比如储安平、刘宾雁，他们有为中共所不喜欢的思想与作品。但是，和凤鸣则不同，即使在她完成此书的晚年，从她的作品也不难发现，她完全是一个政治上近乎天真的素人。而这样的人，才是反右受难者群体的绝大多数。

读《经历：我的1957年》一书可以发现，如果说和凤鸣的丈夫王景超被打成右派，还是因为写过三篇杂文，有点儿因文罹祸的色彩，她和其他几个同事被打为右派，完全肇始于一些日常工作中累积的琐屑矛盾。和凤鸣供职的《甘肃农民报》，两个副总编之间有罅隙，而和凤鸣等这些普通编辑夹在中间，工作难做，日常难免有些抱怨。而这些完全上不得台面的抱怨，一旦与政治气候相遇，就变成了致命的毒药，成了她被打成右派的理由。据本人所知，当时，本地另一家报社的一位资深校对，完全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也不反对单位领导，更准确地说，他还有点谄媚，喜欢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他平时改错别字成了职业习惯，而当年报社领导多是工农干部，开会讲话读文件，经常读错字，这位校对先生开会总坐第一排，做认真纪录状，经常小声提醒领导读错了字，领导极为不悦，而他浑然不晓，结果领导授意别人揭发栽赃，他就成了右派。

所以，《经历：我的1957年》不仅是对极权政治的控诉书，非常时期的社会史，暴露了政治残酷性，它更揭示了日常生活中人性的幽暗。反右运动差不多已经70年之后的今天，如果有青年再读这本书，我觉得把它视为理解认识人性的教科书，可能更有意义。我们热爱人类，但对人性并不能信任，良好的政治制度，是要给人性加把锁，而专制极权的政治制度，恰恰致力于诱发人性之恶。因为人性之恶，是一切专制集权的养料，它让许多人变成魔鬼，也可能让更多人沦为政治贱民。专制极权的统治者都说要把人间变成美丽天国，但他们无一例外把人间变成活地狱。

所以，让我们怀着感激之情来悼念和凤鸣老人，感念她用血与泪写成的文字，为我们留下苦难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