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意图。图为武汉病毒研究所园内的P4实验室，该所被指是新冠病毒（COVID-19）泄露的源头机构。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6月18日宣布，立即暂停将美国公民活体细胞样本出口至包括中国在内的“敌对国家”实验室，禁止其用于基因工程相关临床试验。这一史无前例的禁令旨在防范美国公民敏感基因数据被外国政府恶意利用，在国际生物医学界引发震荡。

专家指出，跨境生物样本转移涉及高度敏感的基因信息，一旦被敌对政府如中共获取并加以利用，可能被开发为精准生物武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尽管此次禁令被视为“亡羊补牢”之举，但专家普遍认为这是美国强化生物数据安全防线的必要措施。

FDA：基因数据安全红线不容逾越

美国FDA在最新声明中披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部分临床试验项目在患者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美国公民的活体细胞违规出口至敌对国家实验室进行基因操作，随后将经过处理的细胞重新输入患者体内。这一做法严重违反了医学伦理审查的基本要求，对患者权益和国家数据安全构成双重威胁。

FDA局长马蒂‧马卡里（Marty Makary）表示：“美国公民在毫不知情或未充分理解风险的情况下，其DNA被秘密送往海外进行未知用途的研究，这种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制止。”

据了解，这一政策源于2024年12月拜登政府发布的严格数据安全规则，该规则全面限制敏感数据向“受关注国家”的传输。然而，生物样本出口此前一直享有豁免待遇，被允许用于FDA监管下的临床试验项目。

目前，FDA正对所有依赖豁免机制的在研项目进行全面审查，要求相关企业必须提供完整透明的项目记录、患者知情同意的有效证明，以及在美国境内处理敏感生物材料的详细方案。凡未达到新标准的项目将被立即叫停。

专家：DNA数据恐用于针对特定种族的生物武器

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深度剖析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指出，在全球化生物医学合作日益频繁的今天，许多研究样本需要集中到特定的国际实验中心进行分析，而中国凭借其低成本优势和特定技术能力，已成为全球生物样本处理的热门目的地之一。

“这些生物样本绝不仅仅包含静态的DNA序列信息。”林晓旭强调，“更重要的是，它们包含了基因在各种刺激条件下的动态调控和表达数据，这些信息构成了不同人群差异化生物反应的核心密码。”

林晓旭警告，这类高度敏感的生物数据一旦被恶意势力获取，完全有可能被用于开发针对特定种族或人群的精准生物武器。这并非科幻小说的情节，而是基于现有生物技术完全可能实现的现实威胁。

更令人担忧的是医学伦理层面的问题。林晓旭质疑，如果患者未经明确授权，样本的跨境转移本身就构成了严重的伦理违规，侵犯了患者的基本隐私权。

针对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特殊地位，林晓旭特别指出：“中共治下的生物技术体系具有明显的军民融合特征。美方样本一旦进入相关研究体系，美国完全无法掌控其最终用途和研究方向。”

他强调，公开发表的研究方案往往只是冰山一角，许多关键研究中共完全可以在幕后秘密进行，这正是引发美国国家安全部门高度警觉的根本原因。

专家：中共基因研究暗藏“非对称战略图谋”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沈明室博士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分析了这一问题的深层含义。他认为，美国公民基因样本在中国境内被研究，其目的可能远超表面的医疗合作范畴，很可能隐藏着更深层的非对称战略意图。

“在未来可能的生物战场景中，不同族群对特定病原体攻击的差异化反应将成为决定性的战略参数。”沈明室告诉大.纪.元;，正如中国的新冠病毒研究，而且研究的目的是生化武器。一旦美国人的大规模DNA数据库被掌握，完全可能成为敌对势力设计针对性生物武器的重要基础数据。

他特别提到，川普（特朗普）政府为何叫停美国公民活体细胞样本的出口，这很可能是基于对最坏情况的战略预判和防范。川普的许多政策看似违背常理或所谓“政治正确”，但实际上多是针对中共的精准施策。

林晓旭博士坦言，仅此一项措施可能还远远不够。他建议美国政府应当建立更加严格完善的伦理审查体系和跨境生物数据监管机制，并对所有接受外国政府资助或控制的研究机构实施更严格的审计监督，以确保整个研究过程的安全性和合规性。

两位专家均认为，尽管暂停细胞出口政策在短期内必然会对部分中美生物医学合作项目造成重大冲击，但从国家长远安全利益考虑，这是加强生物主权保护和公民隐私安全的关键性战略举措。

《生物安全法案》加码：全面限制中美生物技术合作

值得关注的是，在FDA收紧活体细胞出口政策的同时，美国国会也在积极推动更加全面的立法措施来应对日益严峻的生物安全挑战。

美国众议院已于去年9月正式通过了修订版《生物安全法案》（H.R.8333），该法案明确禁止联邦政府与华大基因、药明康德等五家中国重点生物科技公司及其关联服务商签署任何新的合作合约。

该法案的核心目标是从源头上阻断中共政府通过科技企业渠道获取美国敏感生物数据的可能性。目前，参议院版本的相应法案（S.3558）也已顺利通过委员会初审程序。

对此，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此前对大.纪.元;表示，中共通过系统性研究和分析关键敏感生物资料，不仅能够直接促进中国本土企业的商业获利、为人工智能技术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更可怕的是，这些生物数据完全可能被武器化和军事化，成为未来非对称战争的重要工具”。

沈明室指出：中共政府是一个邪恶的共产党政权，其政策制定往往以维护政权稳定和扩大国际影响力为首要考量，而非基于促进国际合作与增进全球福祉的普世原则。因此，在评估中共相关政策和行为时，采取严厉的战略防范措施，并坚持从最坏情况的角度进行全面风险评估，这样的政策取向不仅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更具有紧迫的现实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