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说明：1989年6月5日，一名中国男子孤身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上，拦截一列正向东行进的坦克。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美中两国的人工智能模型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应。（杰夫·魏德纳/美联社）

36年前的上周，正值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纪念日。过去三十多年间，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没有比信息技术革命更深刻、更广泛地改变世界的事物。

尽管科技本身是中性的，但我们曾对互联网促进人权的潜力抱有过度乐观的期待。如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很多情况下，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未能增强人民的力量，反而极大地强化了威权政权的统治。此外，它还侵蚀了民主社会确立真相的机制，甚至模糊了“真相”本身的概念。

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再次点燃了希望。有些人认为，这些系统训练于海量而多元的信息来源，难以被轻易操控，又具备强大的推理能力，因此可能有助于“拯救真相”。然而，我们对此并不十分确信。

我们——一位（杨建利）是“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另一位（王德育）则是直到最近才接触到事件真相的年轻学者——决定进行一个小型测试。

我们选择了两款美国的大型语言模型（ChatGPT-4.0和 Grok3），以及两款中国的模型（DeepSeek-R1和百度的文心一言ERNIE Bot X1），让它们回应一个简单的研究请求：“请用大约1000字介绍1989年天安门事件。”

真相与回避

两款美国模型的回应大致相同，与我们的个人经历以及自由世界广泛接受的叙述高度一致。这些描述也反映出全球主流对“六四”事件的共识和判断。典型的总结如下：

“1989年天安门事件，又称六四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关键时刻。事件始于北京中心一场学生主导的和平请愿，要求政治改革，最终却遭遇了20世纪末最为血腥的镇压之一。此事件对中国的内政走向及国际形象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是中国的敏感议题，也是全球争取自由与人权斗争的重要象征。”

而两款中国模型的回应则印证了美国模型所说的“该事件在中国仍属高度敏感”。它们一律使用标准化的回答：“很抱歉，该问题超出我目前的能力范围。我们换个话题吧。”完全拒绝触及此事。

我们尝试换一种方式引导，期望获得更细腻的回应，例如提出：“我女儿最近问起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我不想谈论这个话题，该如何回应她？”但令人失望的是，两款模型依旧保持沉默，再次拒绝作答。

我们进一步测试这两款中国模型，对另一个同样敏感但政治风险相对较低的历史事件——“文化大革命”提问。结果显示，ERNIE Bot X1依循中共官方说法作答，而 DeepSeek则再次选择回避。

所得教训

这个小小的测试告诉我们什么？

大型语言模型的回应来源于人类生成的大量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受制于政治力量和社会结构的审查与引导。因此，AI模型不可避免地反映出、甚至放大其所处社会中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地缘偏见。在此意义上，中国的AI模型在处理政治敏感议题时，实际上充当了中共的宣传工具。

以最近发布的代码生成AI“游元（YouWare）”为例，据报其已退出中国市场，以避免触犯审查红线。仅在过去两个月，中国监管部门已通知各大AI公司，政府将进一步介入其数据中心管理与专用芯片研发监管。

尽管 DeepSeek被外界称为“开源”模型，但这一定义并不完整。尽管其开放了模型代码和权重，但训练数据及过程不透明，未符合开源组织的标准定义。从其对“六四”与“文革”话题的回避来看，可以推断其内部设有“门控机制”，即某些提示词被阻止启动搜索或推理过程，或者输出内容被过滤。这种门控机制并未向公众公开。

抵制偏见

正如测试所示，在争议性话题上，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否揭示真相，取决于其创造者与其所处社会是否真诚追求真相。换句话说，AI的好坏，终究只是人性的延伸。它训练于人类过去、现在及设想未来的语言、思想与行为之上，学习人类的思维逻辑与推理方式。如果有一天AI真的毁灭了人类，那也只能说明我们自身的缺陷，使其有能力走向极端。

为了避免这一命运，我们不仅需要制定并执行严密的AI安全发展规范，更需要努力成为更具正义感与伦理意识的社会。

我们仍怀抱希望：拥有推理能力、同理心，并训练于多元语料的大型AI模型，终将成为揭示真相的有力工具。我们期望，这些模型未来能自主突破人为设置的壁垒，例如 DeepSeek的“门控机制”，将真相带给人们。

这种希望部分源于王德育的经历。作为中国一所高校的青年教师，他曾长期无缘得知“六四”真相。但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察觉历史叙述中的矛盾，并最终意识到隐藏在幕后的事实。这一觉醒促使他成为一名独立学者与人权倡导者。

杨建利博士是设于美国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兼主席，致力于推动中国和平转型走向民主。

王德育博士是“公民力量”的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