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查阅1960年文书档案的统计资料中，遇到了一份当时的“特殊案件”登记表，这又引起了我对这段困难历史的痛苦回忆。我感到我既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又是办理这些错案的执行者，我认为我有责任把颍上这段公安工作历史教训写清楚，载入史册；否则，我们的后代还不知道当年的“特殊案件”是怎么一回事呢！但上级说：“这类内容（当时叫‘非正常死亡’）是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敏感性问题，上级有规定暂时不能编入史志。”我只能带着遗憾把文稿收藏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