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造成了饿死至少四千万人的后果，而且使中国经济遭遇重重困难。中共党内对此出现了纷争，并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变得白热化。彭德怀等人批评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各种强制性的经济措施，并将上述问题的产生归结于毛泽东。而毛却拒不承认错...

如果有人在中共的文化铁屋墙角开一个小洞，跟你说“爬进来吧，给你一个奖”，你还是不要去自取其辱更好。 曾经有一个获得大陆全国性文化奖项的人亲口跟我说，他们省的文化部门，花了一百万上下打点，才替他谋来了那个奖，那个奖不是他的，是省里那些文化高官的——你拿了这样的奖，你的人格就贬值了。

人类所有的进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把专制统治者从政治舞台上驱逐出去，永远都不可能一步到位，过程曲折起伏，经过多重磨难，在永不放弃的坚执中一步步走完。 香港得天独厚，有悠久的英治传统，一旦中共垮台，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废除二十三条和国安法，将香港的法治倒推到1997年6月30日之前，即回到港英时代。那里有所有足够保障香港人自由﹑人权与法治的完备法律，然后我们再对九七后的法律逐条审理修改，该取用的取用，该修改的修改，该放弃的放弃，从那里开始，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香港。

当年真正令港府撤回二十三条立法的不只是几十万上街怒吼的港人，更是当时仍对香港经济举足轻重的本地地产商。可惜时不我予，新世界甚至被认定有可能爆雷。大佬们的影响力已一落千丈，如今即使对二十三条有意见，也只好哑忍了事。不过，大佬们都心知肚明，港人信心在二十三条立法后就永远不能再挽回了，出走潮会持续，外资更会对香港死心。看来负债渐增的本地地产商只能趁未来大半年可能出现的成交小阳春赶快散货，以减债及降低风险。

年约四十岁的港人陈小姐担心，将来二十三条立法后，上街，尤其是到尖沙咀、旺角等游客区，需要步步为营。 陈小姐说：“在街上总会遇上不文明的人和事，譬如随地便溺、行乞、在公交上饮食等。难道我要先确定对方是否大陆人才能投诉或者发牢骚吗？面对不文明行为，甭管对方是谁我都会开口。以后若对方是大陆人的话，我是否就触犯23条了呢？”

近日出了两单新闻，看得我“好心凉”，忍不住也要说几句。一单是西环契仔谢伟俊在特首答问大会上批评政府“亲小红书而远香港人”，被李家超当场反击，说他“用词危险”，令人想起“黑暴”的用词，意在“挑拨矛盾”。另一单是建制派老行尊曾钰成，被一个工联会毛丫头指名道姓大批判，说他在明报质疑二十三条的文章是“关键时刻造反”﹑“帮倒忙”。

时移世易，二十年前，议会、民意、公民社会三条战线，政府都要努力经营，寸土必争，政策才能成功达阵。但如今政府权倾一时，对三者都予取予携，民间鲜有反对之声，今次国家安全立法不外又一场早知结果的赛局。既然如此，走过这些程序，其实达不到争取社会认同的原有目的，这是谁都明白的事情。

了解香港政情的人都知道，港人对于“二十三条”的担忧和反对，远胜于送中条例，这是“二十三”条立法一直搁置的主要原因。现在北京释放这样的口风，显然是在评估港人一定会强烈反抗的情况后，依然决定一意孤行。北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利用“二十三”条困住香港民主派的核心组织，试图从上层瓦解港人的反抗力量。果不其然，随后就发生了15名香港民主派意见领袖被分别逮捕，准备起诉的事件。

如此的政府、如此的官员，不论出于贱视民意而目空一切，还是力有不逮而避免出丑，其回避市民、闭门造车、一意孤行的做法，不仅拉低管治文明的水平，更进一步挑起港人的不安和忧虑，愤慨和反抗。上周日逾十万人上街抗议，「守护公义基金」更筹得近三百万元捐款，正是这种荒唐管治官逼民反，驱策大家以集体行动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加上占领运动的裁决和判刑引起的回响，终令港人走出占领行动后的政治谷底，也把民主运动推回正轨。

更糟的是，打开这个缺口以后还会带来两个重大的后遗症，祸及一代又一代港人。其一是令二十三条立法的杀伤力更大、更可怕。《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当中涉及的罪名本已具有浓厚的大陆政治色彩，基本上是把大陆的政治犯罪概念引入香港，以此加强对香港的政治控制。

实在不明白港英政府的旗帜及徽号怎么会跟「港独」连在一起，也不明白为何从前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到政协委员刘梦熊对市民高举这面旗帜如此怒火中烧，反应激烈，甚至想祭起《基本法》二十三条制裁及惩处有关行为。小小一面旗帜跟无孔不入的中联办、亲中势力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