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直到今天，巴金这句话还是管用的，你瞧，中南海再怎么混、白宫再怎么昏，只要中国十几亿老百姓还喜欢“抗战神剧”、特别是农民还停留在温饱阶段、产业工人还没有权利意识、学生最进步只会模仿“八九”、企业家只慌著把钱倒腾出来，农民工还在发愁孩子去哪里读书，如此等等，则即便习*近*平忽然说他...

1986年，巴金在《随想录》中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思。他写道：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

文革领导人以革命的名义，用国家的权力，通过“群众专政”的方式，在文革中迫害大量的人死亡。 文革对人最大的迫害高潮有两次。一次发生在1966年，伴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兴起，在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中；另一次在1968年到1969年，在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称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文革爆发时，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蒯大富只有21岁，但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却成为了文革的风云人物，在他领导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1966年底控制了学校。1968年初，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内部，在如何评价十七年，甚至对待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派和井冈山兵...

毛泽东的目的不在把人杀掉，而是让他遭受极大的侮辱和痛苦。首先让他被孤立，谁也不敢同情他，把他搞成人民的敌人，继而剥夺他的基本人权，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侮辱他，可以随便打他，叫他喝痰盂里的脏水，打伤了不许医院给他治疗。最后让他自己觉得生不如死，自杀算了。而且自杀的时候还要喊“毛主席万岁”。如果他胆敢有丝毫对毛泽东的不敬，他死后所有的亲属都会遭遇更悲惨的命运。

有一个时期，在我们的小孩中间养成了一种习惯：看电影，看戏，或者听人讲故事，只要出来一个人，孩子就要问：好人？坏人？得到了回答，他们就放心了。反正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就用不着他们操心了。当时我们这些所谓大人常常笑孩子们头脑太简单，认为自己很知道天下事本来...

我不想多提十年的浩劫，但是在那段黑暗的时期中我们染上了不少的坏习惯，不讲真话就是其中之一。在当时谁敢说这是坏习惯？！人们理直气壮地打着维护真理的招牌贩卖谎言。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在街上，在单位里，在会场内，人们全戴着假面具，我也一样。到四人帮下台以后，我实在憋不住了，在《随想》中...

我的《随想》并不高明，而且绝非传世之作。不过我自己很喜欢它们，因为我说了真话，我怎么想，就怎么写出来，说错了，也不赖账。有人告诉我，在某杂志上我的《随想录》（第一集）受到了围攻。我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就让人们点起火来烧毁我的《随想》吧！但真话却是烧不掉的。当然，是不是真话，不能由我...

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感觉到窒闷，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地像浪花似的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减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里射出来几点灯光，它们给我扫淡了...

一我总算闯过了八十的大关。人生八十并不是容易的事。未到八十的时候我常常想，过了八十总可以从心所欲吧。照我的解释，从心所欲也不过是做一两件自己想做的事，或者退一步说不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对一个老人来说，这样的愿望大概不会是过分的要求吧。可是连这个愿望也实现不了。人不断地找上门来，有...

那是8亿人民8个样板戏的文革年代。因为戏少，为疏解文娱饥渴，就一戏多演，连带无线电加大街小巷的有线喇叭，无休止地播放其中的唱段，搞饱和轰击。一次，学校请来一位御用才子宣讲，说江青同志如何呕心沥血，巨细靡遗，精益求精培植那些样板戏，一会儿指示正面人物服装上的补丁也应该打得整整齐齐，...

《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在文革中受了刺激，文革后，他不能听红歌，一听红歌就浑身发抖。他对家人说：如果电视上播放红歌必须在两分钟内换台，否则我就会把电视机砸烂！巴金老先生也不能听红歌，他说：我只要一听到广播里播放红歌，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冷汗冒出。我也听不得红歌，只要一听到红歌就会心动过速，需要马上服速效救心丸才能缓解。神经科的主任医师说，这是由于条件反射造成的心理疾患，将终生不愈。

翻译家草婴来看望巴金时，带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他就是编写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杨克林。杨克林带来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资料图片，巴金坐在轮椅上认真地浏览。杨克林在这本图录的后记里写到，巴金对他说：“这件事应该做，‘文革’博物馆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巴金不仅答应将自己写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用颤抖的手为画册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杨克林后来感慨地说：“这是一位伟大的哲人发自心底的声音，是我们民族自信的表现。”

“牛棚居民”外出参加如牛负重般的劳动改造，晚上回到“牛棚”写检查、交代、汇报。或在“牛棚”召开大批判会，互相批判、揭发。这样互相间“狗咬狗”很有好处，可起到分化瓦解“反革命营垒”作用。在“牛棚”里，一切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必须无条件执行。早上起来，首先虔诚地向毛主席老人家请罪，数说自己的罪行，表示悔过自新的决心，然后才可去领饭；晚上，要向毛主席老人家汇报思想，汇报认罪态度，汇报白天劳动改造的心得体会，然后方熄灯就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