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邀张治中一同巡查，张极其高兴。张治中很会说话，谈到当时的“大好”形势，张捧毛说：“这可真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哪。”“您是中国的列宁，不是中国的斯大林。您和列宁一样，领导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胜利。可是列宁在革命胜利后八年就去世了。您身体这么健康，全国人民都认为您可以继续领导三、四十年，直到进入共产主义大道。这是中国人民最大的幸运，这又和列宁不同。”

1972年12月17日，贺培真从贵阳赴京，向毛泽东反映贵州省部分干部的情况，并想问问弟弟贺绿汀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到现在仍不能释放？毛泽东没见他，但委托王海容在“全聚德”请他吃烤鸭，还送了1000元钱，以补贴他们自费赴京的费用。1973年1月24日晚，王海容匆匆赶到饭店，通知贺培真：“主席要你去上海看看贺绿汀。”张春桥立刻给上海下达了“急急如律令”：在贺培真到达的时候，要让他看见贺绿汀已经坐在家里了。

虽然人们常说历史是由战胜者来写的，但是战败者的历史却绝不容忽视。且不说这种逆向思维的叙事常常可以提供鲜为人知的史实，成为对胜利者历史的一种难得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它常常在不经意的细节中剥落胜利者历史中人为的油彩，提供对完整的场景进行观照和审视的多维视野。近...

我在文革期间最早看到“夺权”这个词，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份文件中，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一段话：“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张春桥接着说：“这次炮打就算了，可是，我要告诉你们，上次我跟文元一起到北京去汇报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毛主席很关心上海炮打这件事，主席说：‘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啊？红革会这笔账还是要算的。’你们对这件事心中要有底。这次炮打，我认为至今有些事、有些人还没有查清。但是，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只对你们讲，你们不要外传。”

值得一提的是：张春桥大概是文革中所有中央领导人中没有直接为毛泽东批评过的一个。唯一的一次他批评张春桥写的评经验主义的文章（其实为姚文元所写），却主动为张承担责任，说自己没有看出来，“对不起春桥”。以致后来为张写传的学者都惊叹：“这是罕见的态度，甚至让张春桥在接收批评时面有得色。”

毛泽东曾建议自己‘钦定’而又为中共党章‘法定’的接班人林彪接受张春桥为林彪的接班人，这就使得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很有可能走入不归之路，更有可能致使文革的高层人事变动成为某种宿命。毛泽东或许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其‘接班人’与其‘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间的关系。

病态性的偏执表现在储君和最高皇权的政治关系中，都可能成为被废黜的导火线。庐山会议上林彪及其军人集团企图“揪出张春桥”失败后，毛泽东采取了步步紧逼的措施，相继对黄、吴、李、邱、叶作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对叶群的批评，无疑是指向林彪的。

我的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出版以后，有的读者在读后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一九六七年在上海发动的‘一月夺权’，究竟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夺的，还是你们自己的发明创造？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顾事实。我在文革期间最早看到夺权这个词，是在...

我的结论是，张春桥不但是文革兴起和发展的主要设计师和鼓吹者之一，也是残酷迫害人民和实行激烈社会改造的实施者和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一个在道德上残忍和冷酷的人。他参与造成了经济上的贫穷和匮乏，人权方面的残酷和残暴，文化方面的荒芜和贫瘠。他不是一个可以跟谁“媲美”的人。

左起：垮台前的张春桥、王洪文和中共总理华国锋。（网络图片）提要：1976年，四人帮在覆灭前夕，张春桥警告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要打仗。张春桥还自比斯大林，以为自己的威信比总理华国锋要高，想取而代之。他感到太寂寞，还让徐景贤给物色女秘书，为...

如果以对文革的态度划分，1967年的上海，红卫兵中存在着三大派别。一派是正在酝酿大联合，准备筹建市大、中学红代会的红卫兵组织，市革委会正努力将他们纳入规范，他们也尽力按市革委会的要求开展校园内外文革。虽然他们内部仍在为红代会的席位争吵，但他们的行动基本符合...

王洪文说：有的情况你不大了解。我有我的难处，上面这些老家伙根本不承认和不支持党的十大路线。只有叶帅还是支持我的，叶帅叫我来，我不能不来。王洪文这是指十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欲立王洪文为副主席，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反对，叶剑英站出来批评了许世友之事。

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上次节目播出的《王沪宁的核心论与权威说》一文，介绍过了在三年前的中共十九大上，居然能够以大内御笔身份官居中央领导核心层、成为七常委之一的王沪宁，对中共最高领导层的重大理论贡献甚至早于他的组织关系从上海复旦转入北京中南海之前。二十六年前...

毛坐在轿车后座，可以看到前边插进来的一辆卡车的后部，坐着几个装卸工人，他们居高临下朝后张望，有一个工人发现后边一辆轿车上坐的好像是毛主席，赶紧同旁边的人说了，还向轿车里指指点点。同车的中央警卫局警卫人员紧张起来，马上递给毛主席一张报纸，假意读报把脸部遮起来。那几个人万万没有想到车上真会是毛主席，隔着保险玻璃也看得不很清楚，有点吃不准，事后才没有把毛主席到上海的消息传开去。

“三国四方”是借用“抗美援越”时期常用的称呼。“三国”指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四方”是因为越南南方、越南北方要算两方。一九七零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召开秘密会议，借用“三国四方”的说法，“三国”是指南京军区空军、上海空四军、浙江空五军。“四方”是指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原南空政委江腾蛟、南空副司令周建平、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他们于一九七一年在上海岳阳路少年科技站开过号称“三国四方”的秘密会议，会后根据林立果的旨意，写成了《“五七一工程”纪要》。

6月，学习班印发了第一篇批判文章，题为《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相对论的“罪行”如下：“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根本违反了唯物辩证法，而且也没有得到实验的直接验证”……。为了增强说服力，此文引用了毛泽东和林彪的话来论证光速不变原理的“错误”。

我的结论是，张春桥不但是文革兴起和发展的主要设计师和鼓吹者之一，也是残酷迫害人民和实行激烈社会改造的实施者和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一个在道德上残忍和冷酷的人。他参与造成了经济上的贫穷和匮乏，人权方面的残酷和残暴，文化方面的荒芜和贫瘠。他不是一个可以跟谁“媲美”的人。

从我所亲历的事实来看，应当确认：上海“一月夺权”的指导思想是来自毛泽东的，总体指挥也是由毛泽东亲自担任的。在夺权的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充当了组织者、领导者的重要角色。而这个过程又是互动的，即毛泽东以上海为试点，上海的造反组织每有新的动作，毛泽东就立即抓住，作为典型，加以总结，进行指导，并且推广到全国去。

整个邓小平主政时期，王洪文情绪都十分低落。直到1975年底，名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实为批判邓小平的运动开展，王洪文才又重新活跃起来。不久，因北京群众悼念周恩来，引发1976年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革职。但王洪文也没有因此重新复权。接替邓小平的是华国锋，毛泽东再次挑选的接班人。毛泽东不会想到，这个接班人，将结束他视为自己一生所作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文革。华国锋将永远结束王洪文的政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