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出第一颗原子弹，耗费41亿美元。以当时的物价估算，饿死的3千8百万人，本来一个都不会死”，张戎沉痛的说：“为了毛的第一颗原子弹而死的中国人，是美国在日本扔下的两颗原子弹合起来炸死的人的一百倍。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上，毛说中国不怕核战争，他宣称：我们可能损失三亿人，这算得了什么？赫鲁晓夫说毛的讲话“让人忧心忡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袖安托宁·诺沃特尼抱怨道：“那我们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两千万人。我们可能在战争中失去最后一个人。”

1952年，在新疆举行欢迎入疆湘女的大会上，王震说，你们要安心边疆，扎根边疆，要把你们的骨头埋在天山脚下……话没讲完，台下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原以为参军两三年后就可以转业回湖南老家的，这时才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许多人当场就哭了。在伊犁的湘女每次想念家乡时，总会唱起当地的一首民谣——“乌孙山啊，金色的摇床，英雄喜爱自己生长的地方，假如叫我在异乡做一个国王，我情愿在故乡当一名靴匠……”直到唱得泪流满面。

八千湘女上天山：那时候，女兵们最害怕听到那个“谈”字。只要一听说哪个首长要找你谈话，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首长找谈话”。到了部队，组织代替了父母，婚姻一旦被组织决定，也就只有遵从、认命了。当年兵团六师十六团政治处工作总结中说，女兵们“普遍怕与年纪大的干部结婚，怕不顺个人意。由组织上决定，不按婚姻法办事”。当时一首打油诗，反映了这些湘女们的命运：婚姻法，婚姻法，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配的是夫不是爸，生儿育女把根扎。

先父在新疆抛光原子弹外壳时，下地道去爆心做测试，每次都拿盖格计数器，穿防辐射服。边上也有一群人骂：“臭老九，就他妈矫情！哪有那么多放射线？我怎么看不见？”然后念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裸身进去了。先父说这些人大多很早就死了，死得非常痛苦。

地球上最成功的营销广告词：李大钊：“资产阶级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肮脏的血”百姓听不懂，败了！陈独秀：“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有枷锁，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百姓听不懂，败了！毛泽东说：“打土豪，分田地，睡地主小老婆”。赢了！

1965年莫斯科3月会议后，中苏关系彻底破裂，接受中国大量援助的朝鲜彻底倒向苏联。1966年文革爆发，紧跟苏修的朝鲜成了批判对象，1967年2月，红卫兵张贴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者金日成”，7月红卫兵包围朝鲜驻中国使馆高喊：“打倒金胖子！”金随即报复，下令捣毁志愿军陵园，在中朝边境架设高音喇叭回骂。

蒋经国：我为什么敢放弃权力搞民主，因深知中华民族深受权力之害，国民党曾有亲身体会，多少人为权力而死亡，至灾难内战大屠杀，权力虽有万千好处，却违反基本人性。把权与利还给大众，一切就会和谐，人祸从此不可能。打江山坐天下，是封建社会的逻辑，现代社会主权在民，国家不是一家一姓一个党的。

75年1月7日根据姚文元扫黄令，《第二次握手》作者，知青张扬在湖南被抓捕。他一脸迷惑，男女主人公，一辈子只握了两次手，怎么就成了黄色小说了呢？后人民法庭对《第二次握手》的指控：一是反党；二是吹捧臭老九；三是鼓吹科学救国；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硬要写。

当年所谓的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关税也不过5%，我们觉得是奇耻大辱。现在说国人站起来了，关税最高达50%，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有的甚至想续签《南京条约》。清醒的人也只能弱弱的喊一句“你权贵可以离岸，我百姓不能入关！”

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为世人所不齿。而1945年底至1946年1月，中共冀东军区司令曹致福指使千名八路军，以斗地主的名义将东陵所有其他155座陵寝洗劫一空。先由军分区挑拣，再按三六九等瓜分，并对康熙拖骨暴尸。此消息暴露后，一时舆论哗然。1946年蒋介石在重庆政协会议上痛斥周恩来，周无言以答。

开会前，先在会场的地面撒上有棱有角的炉渣，没有炉渣就撒些六棱八角的菠菜籽。这些东西铺在地上比木锉还要锋利。开会时，先把被斗争的人一把推倒，然后让两人提住被斗者的脚后跟一上一下来回拉。到了后来，又发展成将被脱掉被斗争的人脱掉衣服，光着上身正面拉反面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人也禁不起如此折腾。如果家里有点财产，早就全部招了。

那时，林彪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副统帅，我们祝完“万寿无疆”又祝“身体健康”的人，忽然，就一头栽在了蒙古温都尔汗。那年，我14岁，听到一点内部风声时，绝对绝对不相信。信息公开后，绝对绝对震惊了。从此，任谁高位“爆炸”了，也不觉得稀罕了。

1966年5月29日晚，清华附中一群永远不会知道名字的学生，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红卫兵”就此诞生。9天后，红卫兵的第一个牺牲品便诞生了。北大附中副校长刘美德被三个女学生用手臂粗的木棒痛殴两个小时，直到木棒打断。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在“斗争会”上被毒打了四个多小时，在申诉书中，卞控诉了红卫兵的种种野蛮行径“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只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背，用地上的泥巴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但这一切不过是序幕，两个月后，卞被她的学生折磨致死。

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批判始于“文革”前夜。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像吴晗、翦伯赞、冯友兰，批是要批的，不要整得太过分了，保还是要保的。（见《毛泽东年谱》）翦伯赞的处境刚有所改善，又被卷入刘少奇专案。一个多月后，翦伯赞夫妇自尽，口袋里留下两张纸条，有一张写的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1980年9月8日，彭真（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彭真说，起诉书所列的犯罪事实，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划开了。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工作上的错误。邓小平说：“起诉书的内容不能涉及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这一点要特别慎重。”

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强调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的时间，继续高举抗日大旗；二是突出中共的领导作用，因为十四年抗战的前六年主要是东北抗联。这是中共奉苏联指示建立的抗日组织，与‘武装保卫苏联’一个意思，最后并入苏联红军88旅。”

1958年中宣部《宣教动态》刊载陆定一从上海收集的意见。新闻界：有些同志谨小慎微，不敢说话。出版界：对出版工作如何贯彻百家争鸣只是兢兢业业小心为妙。电影界：反右以后，大家缩手缩脚，特别是在创作上很少发言。毛泽东批示：“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

日本战犯上村笑道：“国民党战俘同我们关同一所监狱，他们必须劳动，而我们不用，国民党战犯生了病才能吃小灶，而我们日本战犯全部吃小灶，我的妻子也在中国，有关部门把她的住所安置在功德林附近，我可定期出去和她同居…”，三年内上村一家接连添了两个孩子。

一旦误上贼船，就完全没有回头的机会了。在中共这个绞肉机中，他们可谓自作自受。1949年中共夺权政权后，便出尔反尔，从前许诺给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独立”无一兑现，那些曾经支持帮助中共的大批知名人士反而遭到无情的残酷打击迫害。1957年，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前国民党高官费孝通、储安平、章伯钧、章乃器、黄绍竑、陈铭枢、龙云、黄琪翔被打成“右派”，在各种大会小会被批斗羞辱。民国大儒、高官们被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各种“低头认罪书”、“错误和罪行检讨书”、“请求人民宽恕书”，尊严扫地身心均遭受极大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