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书记坦言：只要遇到大地震，中国校舍毁灭性坍塌是必然的，他说之前的中小学建设，国家财政按照400元/平方米的标准拨款，要求地方财政配套同样的资金，可是绝大多数省区的地方财政都拿不出这笔钱，四川也不是财力雄厚的省份，应该是没有提供配套资金，可以想象建筑质量好不了多少，遇到百年罕见的大地震，学生伤亡惨重！

鲍彤：赵紫阳分析得透澈：邓有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两者的关系，我想，邓是以党为体，以改革为用，改革为了救党。稳定就是党。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党压倒一切。党认为必要，就有权调动坦克，杀掉改革，理直气壮反人类。

毛岸英向岳母张文秋告别时说过“多则半年，少则三月”；对于他在北京机器总厂还没有收拾的衣服、被褥、书籍，他说，“先放在这儿吧，我还要回来的”。另外，1951年1月2日，毛泽东当时不知道毛岸英已死，“正在看文件的毛泽东听说叶子龙来了，头不抬眼不动地说：‘子龙，我正要找你呢！把岸英调回来吧，你看他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每每学校举办活动或召开大会，总有那种音色稚嫩但音调语气夸张的男女小学生的播音腔的声音回荡在空气中，那种强调和语气真的难以确切描述。如果你看过当年连战访问大陆的时候视频：“连爷爷，您回来了！”然后视频画面中，连战的表情哭笑不得，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马英九们知道吗？

说具体一点，牵牛斗父亲是李井泉干的，在牛友兰斗争会前一天，他亲自找牛冠荫谈话，要牛冠荫站稳立场，积极批斗其父亲。可怜牛友兰，积极支持中共落得如此下场，被儿子用铁丝穿鼻孔牵着游街，受此奇耻大辱后回家，三天后即去世。

现在很多战狼小粉红鼓吹要打仗，幻想着征服全世界。稍微学学历史，问问他们的前辈都经历过什么，也不至于这样想了。

查了下：曾昭起退休后，担任山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看见网友锐评：随着时代发展、技术进步、产品更新，如今这东西变成了梯子使用证。

前两年吃大饭，说起各行业的行话，有位专治不孕症的名医说“那时候看初诊，我们的第一句是问患者还剩几次机会，患者就会报个数儿”。见到在座的我们谁都没听懂，他假装平静地说：“准生证是一年有效证件，最多有13次机会受孕，他们都懂我在说什么。等到不剩几次机会了，人能急得眼睛都放绿光。”

小球藻，观音土，树皮，草根，内容丰富多彩，都是中共要给人民提供的大食物观。

中共以前镇压地主的理由有一条就是大斗进小斗出，现在不但重庆的煤气表这样，油站的表是这样，菜市场的秤也是一样。中共比地主贪婪十倍百倍，在一个毫无诚信的社会生活是相当痛苦的。

自愿投降和蓄意投降的志愿军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至于联合国军对志愿军战俘相当信任。在多数情况下几乎不用派人看管他们。因为即使在战场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也鲜有人想逃跑。联合国军的文件中有整列火车的志愿军战俘在没有任何士兵押送的情况下从前线一路后送到大邱的记录。途中无一人逃跑。

1974年，陕西。让人动容的介绍信，仅仅是为了四两油。这是在渭南大荔丰义仓展厅看到的老文件。

毛时代政治运动有个特点，就是按比例整人。这无疑是十分荒唐的。在正常的情况下，等运动结束后才能得到百分比。可是按百分比整人杀人却是倒了过来，在运动一开始就先定下百分比。毛泽东党中央搞镇反、肃反，搞反右，目的是杀人立威，是锁住知识分子之口，但若是听任下面各级领导各自按照自己的认知去做决断杀反革命打右派，下面的各级领导很可能下不了那么狠的手，从而达不到运动的目的，所以就规定了百分比的硬指标。（毛时代搞运动为什么要给百分比？）

“友谊辐”早在1986年就光临过中国，当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中国在其上空检测到高辐射剂量，但政府选择不向人民说真话。

王光美女士在《桃园经验》中说的话，文革时全用在她自己身上了。这充分说明：有罪推定会害人害己。王女士晚年反思，她和她丈夫文革中没有跟上主席思想。

土改暴力流血事件70%集中在47年前的老区土改，尤其是康生、毛岸英领导的晋绥边区和邓小平主持的晋冀鲁豫为最，做到村村死人、户户批斗的程度。46年开始的老区土改，为了煽动仇恨，甚至在划分地主成分时用到了倒推10年的方法进行批斗，目的就是要逼迫农民手上沾血，是毛腊肉破釜沉舟之举，既可以完成战争动员，在老区补充兵力，又可以逼迫农民底层恶斗，还乡团就是暴力土改的产物。

早期的二代并没有获得什么财富，有些家庭甚至很清贫，自从江泽民家人开始疯狂敛财，权贵利益集团就展开了一场血淋淋赤裸裸的掠杀，比如曾庆红之子几乎是公开抢劫，贾庆林女婿李伯潭很快就成为京城最有实力的掘金者，其拥有的财富远超过其他元老二代，甚至连薄家的利益也敢去抢，邓家眼看别家起高楼，不得不鼎力扶持外戚安邦吴小晖，债务缠身的陈峰在关键时刻投靠王歧山，中国的财富版图很快被新贵圈定划分，里面的故事远比《红色赌盘》精彩，《红色赌盘》只是冰山一角。

1967年6月叶企孙被指控为国民党中统派遣潜伏在清华、北大的特务。头戴“反革命分子”高帽，颈挂沉重的牌子，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次次被惨无人道地审问、批斗、凌辱，拳打脚踢。在经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非人虐待后，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一度产生幻听，甚至精神失常。由于长期被戴高帽、挂很重的牌子，叶企孙的身体被压弯到90度而无法恢复，因长期跪在地上被批斗，他的双脚肿胀、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