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宣扬的建设成就绝大多数建立在无数现代奴隶的累累白骨之上。中华文化和民族精英在经过六十多年中共专制政权的血腥摧残之后，已经接近损失殆尽。毛泽东与中共为什么对民族精英先辱后杀？《精英是怎么样被毁灭的》一书中的序言给了一个非常准确的答案：本书揭露了大量精英人物被毁灭的事实，善良的人们自然应该进一步追问：如此大规模地毁灭精英人物的根源何在？
1958年9月初，刚刚完成人民公社化运动；9月19日，便开展起大炼钢铁运动；紧接着10月大办民兵师，实行全民皆兵，县办民兵师、公社办民兵团、大队办民兵营、生产队办民兵连（《曲阜市志》第37页，以下只注页码）。曲阜县一直与全国保持步调一致，只是在大办民兵师运动之后，插入了自己的地方...
全国"解放"前夕，我的父母正在广州，父亲不肯跟着他们单位逃往海南岛，决心静等“"解放"”。全国“"解放"”后，他们回到武汉，父亲很快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我们全家正庆幸父亲成了民主人士，万万没有想到，这正是我们全家灾难的开始。我们哪里知道，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发过一个电报，谈到在革命胜利后要让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斯大林复电，叫他不要着急。到了1957年，毛主席认为时机到了。
读者应留意令共产意识形态滋长的民族主义环境。 他写道：“对于登峰造极的罪行，列宁和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朝鲜的金家王朝等共产暴君，必须承担个人责任。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是：促使这些恶毒之人大规模的展开杀戮的理念，或者说，支持这些观点的民族主义的环境。” 最后，作者同样表达了忧虑：“共产主义的血腥世纪告一段落……而它的遗祸的方方面面仍然持续发酵、令人不安。” 是的，因为那还是一碗持续发酵的“毒鸡汤”！
1978年8月，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主办的“真理标准”全国讨论会上，我用“哲学幻想小说”的形式，以《宗教法庭·理性法庭·实践法庭》为题做了发言，在《光明日报》马沛文的帮助下，改成近2万字的文章，9月14日用三页全部版面一次刊出了这篇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长篇文章，通过“跨时代旅行”，我访问了17世纪意大利审判伽利略的“宗教法庭”、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理性法庭”和未来中国“实践法庭”方式，全面肯定了1976年北京发生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两个月后的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
对于毛毒害王明的这段历史可信度究竟有多少？笔者认为，虽无其它证据佐证，但从王明的说明、列出的证据以及毛的狠毒、包括其后对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种种所为看，毛干出这样的事情并不令人奇怪，至于金茂岳后来的否认同样不足为凭。而毛之所以想尽办法毒死王明，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摆脱共产国际对自己的束缚，树立自己的毛思想，并掌控中共的最高权力。在这条通往权力顶峰的路上，任何障碍，毛都会想办法清除，无论是王明，还是高岗、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
毛式教育革命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谈到教育问题时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就在不到两年前的1964年过年期间，毛泽东还在中国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教育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要改变。文革一开始，毛泽东索性推翻自己的说法，一棍子把教育界打成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