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王力雄日前接受台湾媒体专访时谈到，中国正在走向黄祸的崩溃结局，会出现社会混乱、全中国人向外逃难的场景。（中央社）中国作家王力雄日前接受台湾媒体专访时谈到，中国正在走向黄祸的崩溃结局，会出现社会混乱、全中国人向外逃难的场景。我认为‘黄祸’到来的路径非...

《黄祸》的"预言错误"《黄祸》已经出版十年了，十年变化是非常多的。《黄祸》刚出版时，人们认为它是对中国前途的预言，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黄祸》描写的灾难不是没有可能发生。然而不久，邓小平的南巡把中国重新推上经济自由化之路，"...

《大典》的寓意是：以信息化、智能化为代表的高科技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条件，但它一旦为专制极权国家所掌握，就会变成统治集团监控社会，以少制多的有力工具，把民间任何不稳定迹象扼杀在萌芽状态，从而极大地延续专制统治。即便是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权力更迭，它仍然有能力以新的名义延续专制极权社会。

2023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本周五（6日）即将揭晓。据报道：在今年最热门人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后，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和来自中国新疆的维族经济学者及异议人士伊力哈木·土赫提，都因身在牢狱而再次受到关注。考虑到俄乌战争的背景和泽连斯基的知名度，被判无期徒刑的...

我多次去过内蒙古，二〇一四年还驱车上万公里，走遍了内蒙古所有盟市，想看看有没有写的可能。但最终没进行下去。因为如果动笔，我要写的不是游记，是民族问题，是蒙古的人。写《天葬》时，我还能在西藏收集各种文件，与不同的人交谈采访。写《我的西域，你的东土》时，收集文件成了罪，我坐了牢，但还有机会和当地的人交流。而现在的内蒙古，却既无处收集文件，也无处跟人交流，甚至连蒙古人都难看到，满目皆汉，无论是人是物还是地方，遇到的蒙古人要么汉化，要么不敢讲话，要么无话可讲。

我重视伊力哈木，把他视为一个枢纽。与其他维吾尔人交往，面对的只是个人，而伊力哈木的身后连接着一个广阔网络，有别于两端——一端是忠于当局的维吾尔利益集团，一端为主张新疆独立的各种力量——他代表的是维吾尔民族的中间部分。这部分人数虽多，但是没有声音。要开展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的对话，代表这部分力量的伊力哈木是难得的角色。

路上有持枪警察和武警列队巡逻。警察是维族，武警是汉族。维族警察把枪夸张地拿在前面，枪口朝下，做出随时可以举起射击的样子。这在其它城市没有见过。汉族武警不拿枪，只拿电警棍。形象上的恶人让维族警察做，也算是一种以夷制夷的方式吧。

路过昌吉市，那是昌吉回族自治州的首府。我没下车，从车窗往外看，满目皆是政府官员追求的暴发户式形象。中国政府官员在这方面有最大的本事，会把所有事情都做到最无趣味。今天时代的特色是到处一个模样。整个中国好像只有一个头脑，在任何角落都看得到那个头脑的意志、方法和语言，连毛病都一样。当今的全球化也有同样特点，区别只在一个是权力主导，一个是资本主导，一个是强迫方式，一个是诱导方式。

一九六一年大饥荒，他在流浪途中碰到一个甘肃人。那人从老家带了一些女人到新疆。那时新疆女人少，甘肃人挨饿，于是有很多甘肃女人愿意嫁到新疆，条件是娶她们的人要养她们的父母兄弟。他跟着那甘肃人一块来了新疆。走到乌鲁木齐饿得不行，把身上毛衣卖了七元钱，只能买两盘拉条子和那甘肃人吃一顿，盘查他的警察还说他投机倒把。

那四川人看不起当地民族，说他们只能盖个人住的小房子，大楼根本盖不成，只能让内地人设计施工。我相信当地民族的施工水平目前比不过汉人，但提高水平在于有实践机会，如果因为汉人的水平领先一步，就只用汉人施工队，当地民族的水平永远也不会提高。要消除差距，就不能单纯用市场规则衡量取舍。如果当地民族自己可以做主，会宁愿用自己民族的低水平，也不用外来的高水平。真下了那样的决心，不需要多久，当地民族自己就可以盖起大楼了。

听说我要去民族聚居区，老汉警告我那里小偷特别多，三五成群盯着你，不偷到手不罢休。我问是否会抢？他说现在不敢了，因为政府镇压得力。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是要活不要死，现在是要死不要活，因此少数民族吓怕了。我没听懂，他解释说过去政府不能杀人，把闹事的抓起关一段就放，出去的反而成了英雄。后来改了，哪闹事把各种武器调上去，不投降就全杀光，挖掘机就地埋尸体，用压路机压平后找都找不到。有时一个村连人影都不剩。

妇女有五十多只羊，她说现在价格跌得厉害，只有价钱好时一半，是赔账的，但是还得养，否则吃啥呢？这里的年轻人也出去打工，她儿子就在乌鲁木齐的火车站卸货。她说城里太苦了，房费、水费、电费什么都要钱，连上个公共厕所都得要钱，是不是？一百块钱花出去，见不到啥。现在东西都值钱，钱却不值钱了。

吃饭时闲聊天，一个回族朋友是宁夏人，说汉人在宁夏不敢歧视回族，而是反过来的，比如他经常当面叫汉人“卡非尔”，那是异教徒的意思，汉人听着却没脾气。同桌的维族朋友说，如果是在新疆维族这样叫汉人，一定会遭处罚。虽然“卡非尔”并没有什么贬义，只是泛指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而已。在轮台等修车时无事可干，我站在街上数了一下路过眼前的汉人和维吾尔人。大概十分钟，眼前过去了五十四个汉人，二十七个维吾尔人，正好是二比一，应该大致反映轮台县城的民族比例吧。

无论城里还是乡下，看到的广告和标语都是汉文，没有维文。包括废品收购站、回收报废车、电缆、厨具、修理厂、邮政电子汇款、学校招生广告等，仅剩个别的老标语有模糊不清的维文痕迹。看来维吾尔人在这里已经不再被当作广告的“受众”。终于看见了一个蹲在路边晒杏干的维族老汉。他旁边是高大的储油罐和烟囱，还有加油站和油田的大标牌。这样的画面似乎在预示着，最后的维吾尔人也要被挤出去了。

我在巴扎拍照片。跟以前见的巴扎感觉几乎一样,取景框里看到的画面也差不多。想想我拍的新疆照片，很多都是巴扎的内容。仅仅是这样开车走，无论走多少地方也只能掠过表面，深入不到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中。我相信绝大部分来新疆的汉人摄影者也是这样。之所以巴扎的照片最多，因为只有巴扎是对外的、开放的，外人可以进入。巴扎虽然形象丰富，但是都在表面。外来人可以拍出一些照片，却也只停留在照片那么单薄的层次，后面一无所有。

羊肉摊对面坐轮椅的卖瓜妇女是汉人，愿意和我聊。她从小得小儿麻痹，一九六六年和父亲到这，应该是从闹饥荒的内地流浪来这找饭吃，从此留下。她家在维吾尔人的村子，从小和维族人在一起，会说维语。现在村里一百多户人家，汉族占了五、六十户。她说和维族关系处得不错。汉人现在可以养猪吃猪，过去维族是不让的。现在开放了。昨天见的政府干部说若羌人均收入四千多，妇女说绝对不可能达到那个数，至少对他们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