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底，“特别法庭”对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中。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执行”，两年后改为无期徒刑，1998年“因病保外就医”，2005年因病死亡，88岁。40年过去了，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四人帮”的姓名。但是，在2016年纪念文革发动五十年的活动中，“四人帮”的主要人物张春桥的名字又被人捧起来，他的幽灵在飘荡。这是怎么回事呢？

【苏晓康按：习*近*平复辟文革，有“群众基础”；时间是记忆的杀手，这句话太真切了，把张春桥这么个极权理论家说得“美好”乃轻而易举，只是需要彻底掩埋他对骷髅累累之赤柬的赞赏，这也极容易，现在它已经是“中国模式”最早扩展之地，逃过屠杀者的后代们都是廉价劳力了。幸亏...

9月9日是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去世45周年，北京官方沉默以对，但大批活跃的“毛粉”在线上线下发文或举行文艺活动以示纪念，而经历文革迫害的人们则看法不同。几天前，美国之音采访了《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教授，谈文革灾难的惨烈和历史的教训。

北京形意拳高手许维仁不堪凌辱怒杀红卫兵后自尽。红卫兵打砸抢之余，还殴打了许的老母亲。许维仁回家得知母亲被打后，并无多少语言，端坐门前守候。其时造反派红卫兵气焰遮天，再一批红卫兵冲击许家，许不动声色起身将他们客客气气迎进家门，然后反锁大门。逐一格杀，随后剖腹自尽。

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被学生打死的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2021年8月29日去世，终究没有实现他所说的活到杀害他妻子的凶手被严惩的那一天。作为这段历史见证者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王友琴说，历史不是故事，而是有可能重演。

陆洪恩，上海乐团指挥，66年5月28日因“反动言论”被逮捕。68年4月27日，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曾经和陆关同一监房的刘文忠，在书中回忆，审讯最后，陆以20分钟的演讲，全面地指责了文革之罪，他说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苟且偷生。

蔡霞说，在反思文革历史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回避三大问题，一是毛泽东本人的责任，第二是中共思想理论的根本问题，第三则是集权统治的制度问题。

【按：激赏的提问，引来激赏的回答。这个节目很精彩，也给中国转型，增添一套新的话语。中国和平转型是世界难题，前世借鉴不够，中国人思考也不够，因为中共极具创造力，超越苏共、韬晦欧美、碾压文人、绑架国人。红二代是精英，最懂这个体制，但是他们也有盲点，并非仅仅蔡霞...

一旦启动文革模式，那就停不下来：整死有地的人，整死有房的人，整死有钱的人，整死说真话的人，整死有文化的人，整死有思想的人，整死家庭条件好的人，整死有教养的人，整死有理想的人，整死有骨气的人，整死有同情心的人，整死骨头硬的人，整死有道德的人……最后，剩下的都是待宰的猪了。

1971年8月，黄立众被判处死刑在《观察》上看到王友琴女士的《第七个死刑：吴思慧》一文，想起从反右斗争到文革结束后，北大除了已知的黄宗奇、林昭、任大熊、顾文选、沈元、吴思慧、张锡琨等七人外，还有一名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处决的北大学生、一位勇敢的反抗...

六七年1月29日，国务院发布了通知：“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就这样，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的情况下，春节国定假取消了，原有的传统习俗部没人敢坚持了，本来热热闹闹的过年氛围也没有了。

王佩英是文革受难者，也是文革中的反抗英雄。回看历史，文革中前一种人非常非常多，后一种人非常非常少。这一特征是和文革的残酷性紧密相关的。残酷的迫害导致了千万人的死亡，而反抗者刚刚站出来还未为人所知就已经被击倒杀害。

看了网上最新的两张摆拍新闻照，不由得感叹这摆拍技术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报纸那样看不是倒过来了吗？回顾中共宣传史就是一部摆拍的历史。最有代表性的摆拍作品是雷锋，这个无论干什么都走入镜头的雷锋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模范…

1990年代，这个中学有多次同学聚会。没有人为王冷和王伯恭之死道歉或者表示良心上的歉疚感。一名当年的学生现在的文化人说：王冷什么“问题”也没有，只是她对学生比较严格比较厉害。另外，她看起来自视甚高，烫头发，穿旗袍，人也长得漂亮。中国的文化里有非常邪恶的成分，在1966年表现为杀死王冷，在1990年表现为不忏悔。

年初北京著名的老卞仲耘红卫兵宋彬彬突然召集了一个文革道歉会，向她的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在文革中遭受暴力迫害的教师们道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议论，从该校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教师案，到整个文革的反思、对共产党、毛泽东的评说，尤其在网络上达到罕见的热烈程度。冲...

像卞仲耘这样的学校领导，昔日在一般学生心目中是党的化身，现在虽被当作“黑帮”揪出，但那种敬畏之感一下子恐怕还去不掉，至少是不敢对他们大打出手朝死里整。只有那些高干子女，仗着自己父母的显赫权势，过去就不把区区中学校长放在眼里，尽管这些学校领导过去对他们恩宠有加，但是，当他们发现在这些学校领导身上滥施淫威最足以显示他们革命小将的的优越，他们就毫不留情地把这些学校领导当作了自己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批祭品。

于光远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十八岁时即嫁给于光远的孙历生的悲惨遭遇——1957年“反右”时，孙被划为“右派份子”，于光远与她离婚。文化大革命期间孙历生又遭受各种折磨、虐待，1968年死亡。作家王友琴撰文《相差45年去世的孙历生和于光远》指出，于光远自己在文革中遭到“斗争”，被抄家，被从原来的住房中逐出。在他1993年出版的书《文革中的我》中有记叙，对于前妻的悲惨经历却没有提及。读者不禁发问：于光远的这种刻意的小心的回避究竟为什么。

1947年，陈梦家(左)、赵萝蕤夫妇与赵景德在美国合影 陈梦家，男，1911年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1966年文革开始，他遭到“批判”“斗争”，被罚跪，被打，被侮辱，被关押。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

因为写文革受难者，我采访了大量的文革经历者。在访谈过程中，有数字被访者曾经情不自禁地把话题转到了1960年代的大饥荒。北京的一位教师说，他来自安徽省全椒县农村。他的父亲在1960年饿死，他的母亲在1961年过年饿死。他们家所在的村子，三分之一的人饿死。村子...

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重回北京，又开始了一段不同的生活。班上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和最小的差十几岁。如果不是因为"文革"十年和"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这些人是绝不可能编到一个班里学习的。在宿舍的双层床上，很可能上边一位的经历只是大学、中学、小学、幼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