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很多的繁荣，都是昙花一现，维持不长久，走不出独裁体制的诅咒，中国的荣景只会有如《百年孤寂》那个马康多小镇。南美诸国在香港还未割让予英国前，早就脱离西班牙独立，南美诸国的问题一概归咎殖民主义很明显大有问题，但为何会出现《百年孤寂》般的情况，真正问题在于人民对体制问题的觉醒。发“东升西降”白日梦的人，习*近*平不是第一个，亦不会是最后一个。

“普拉博沃的形象重塑──尤其是在TikTok上的政治形象──并非自然形成的。这显然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行销策略，目标对象是Z世代（1997年至2012年间出生的人），他们在上次选举中占了大约20%的选民，”澳洲墨尔本大学数位民粹主义研究专家阿里（Ary Hermawan）告诉我，“这场运动效果显著，虽然过于直白的政治内容经常会被TikTok封锁，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平台不能被用于政治宣传。”

攻于心计的统治者会以时间淡忘记忆，随时日流逝，让过去的成为过去（let the sleeping dogs lie)，犹如一切也没有发生。相反，当局不时颁布新名单，一再提醒大家事情还未过去，还有那些所谓制裁措施，不但无效，更让“通缉犯”无后顾之忧，客观上有助长海外反对运动之嫌。有此保安局长，真不知是国安之福还是香港人的幸运？

大家经常谈论的法治是什么呢？就是权威。权威是什么呢？就是信用。政治没有信用，没有法制，那哪来的权威呢？共产党的理论就是暴力压迫最实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是暴力机构也要有信用有法度才能管理。一个不要信用不讲法制的暴力机构，必然会陷入内乱。你可以杀别人，别人也可以杀你，就是皇帝也不是神仙，没办法阻止暴力机构的反噬。

香港的金融稳定性未来将面临多重不确定性。随着美国新一届川普政府上台，其对中国与香港的政策可能发生变化，甚至由贸易战演变成金融战。例如，如果美国进一步强化金融制裁，汇控在全球市场的业务范围可能被迫缩小。此外，若美国采取更多措施针对香港的特殊地位，将对整个香港金融业造成长期损害。

如果中国错失这一千载难逢的外交机会，原因只能出自中国领导层的决策机制本身。就像面对经济危机的迟钝和政策释放的吝啬与缓慢，最终导致决策层对危机的认识与民众的政策期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致政策效应递减，中国的元首外交即使试图超越外交官僚的本位主义，也同样困在迟钝、冗长的官僚体制中，更困在元首个人对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各种怨念中而难以自拔。

法官将白衣人元朗站暴动的时段一分为三，第一段由晚上10时40分开始，白衣人冲入站内无差别打人，第二段是10时45分至11时03分，七人因与白衣人对峙而被控暴动，第三段是之后白衣人冲上月台殴打车厢内乘客。法官只处理第二段，也就不用管白衣人之前袭击乘客引起的恐慌，更无须理解之后大多数乘客何以留在站内，又何以齐心合力顽抗那批恶形恶相，在闸外结集不散的犯罪份子。

《人民日报》文章更有趣之处，是它某些讲法与徐莉的大相径庭。徐莉解释学校财政困难时说，“19年发生的，香港人不知道吗？多少人离开香港，那我们也受到很大冲击。随后就是疫情”，意思就是2019年之后学校情况变差。然而，《人民日报》写的却是，“现在180名学生中有一半是香港学生，相当部分是去年‘黑暴’之后入学的”，原因是“家长也怕本地的学校会教坏孩子”，理念相近所以入读。

中国早就不再是美国的盟友了，自从中国主动在2020年1月点燃中美冷战之后，美中之间过去五十年的盟友关系和信任，已经被中国终结了，美中关系从此转化成了中美冷战中的对手关系。所以，在处理美中关系方面，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与第二个任期所面对的，是截然相反的国际局势，他面对的棋局也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用围棋来比喻川普总统对中共的“起手式”，可以说，川普总统目前的做法有点象是在围棋开局时率先落子。

这个阿萨德确实够奇葩的。他在伦敦银行里存着几千万英镑，临走还转走了一千多万美元，就是不给军队发工资，以至于军队临阵解散，败给了一帮游击队。可能习总的一帮贪官污吏从此得到了启发，也在做着最后的刮地皮，准备一走了之。国家人民对他们来说就是个无所谓，反正老百姓也不待见这帮家伙。

香港已进入人口老化社会，这一趋势对公务员退休金构成双重压力。一方面，退休公务员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现役公务员队伍中年龄偏高，未来将有更多人进入退休行列，这一数字在未来十年内将持续上升。这意味着政府需每年支付更多退休金，而税收来源却因经济增速放缓而难以同步增长。

报告说：“虽然世卫组织应该支援全世界，但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它仅在乎于保护它与中共的关系。WHO被误导，被拒绝进入中国，并被用来为中共的鲁莽行动提供掩护。当全球都向WHO寻求领导和建议时，WHO的行动表明它并没有平等地支持所有成员。人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组织，它不是为全人类服务，而是受制于政治并陷入政治”。又说：“WHO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所有人。然而，在最严重的全球危机时期，它并没有兑现承诺”。

马耳他于1964年独立，旅游业一直是重要经济来源。笔者手上有一份马耳他旅行小册子，里面有以下一句：“马耳他曾被众多地中海文明征服、殖民和统治：我们的过去受到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罗马人、拜占庭人、诺曼人、阿拉贡人、圣约翰骑士团、法国人，最后是英国人所塑造。所有这些文明都留下了他们的文化印记，造就了今天我们这个独特的国家。”少一点“自古以来”，多一点真正的多元。如果香港可以有一个诸如“中国最具包容性的城市”甚至“中华民主自由之乡”的外号，香港的命运便会变得不一样。

王的论述刻意回避触碰两项争议。一是北京坚持拥有对台湾的主权，两者是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关系，统一理所当然。王金平不问是非曲直，只主张“两岸治权互不隶属，主权同而不分”，意即两岸分开管治自己的地方，但主权来源相同，却漏空主权谁属的答案，希望北京勉强可以接受。

这120多个社团，应该属于中共统战部辖下“战斗色彩”比较浓厚的，因为“抗议赖清德过境美国”是一个“对敌斗争”的时刻，中共会亮出手上最具“斗争意识”的组织。中共统战部门“领导”或“管理”的社团，按不同需求分为“红线”、“灰线”、“白线”、“黑线”等不同类别。属于“红线”的是公开亲中共立场的社团/组织/人物，“灰线”是亲共色彩不那么明显的，“白线”则指埋伏在“敌人”阵营中的所谓“白皮红心”的人（“灰”与“白”之分取决于隐蔽程度），“黑线”则是与当地黑社会组织联络的团体。

我认识的不少中生通过在台湾学习的经历，深刻地接触到了民主制度的运作方式、自由思想的传播渠道，以及多元社会的宽容性。他们受到的影响,已经在心中扎根。此外,2022年冬季，中国爆发了备受瞩目的“白纸运动”，这场反对疫情封控政策的示威运动迅速从国内蔓延到海外城市，成为全球社会运动的重要事件之一。美国作为全球媒体、信息传播和社会运动的主要聚集地，成为了这次运动的重要海外活动基地。许多参与白纸运动的活动家和推动者，都是海外留学的中国年轻人。

更令人担忧的是，此举可能向市场传递一个“道德风险”的错误信号：即使买家高杠杆进行冒险投资，只要市场出现下行压力，政府或金管局都会出手干预，为他们“托底”。这种“道德风险”将助长未来更多投机行为，削弱市场自我调节机制，使楼市风险进一步积累。

政府近年不怕大量举债，目的是尽早走出危机，但出于两个错误判断，问题只会变得水深火热。一是深信财政赤字不外盛衰周期所致，只待经济回暖，重上正轨，政府收入亦恢复正常，财政转亏为盈，便可清偿欠下的债务。其实香港经济每况愈下，涉及不少结构因素，令香港经济跌落不易逆转的下降轨道，政府必须对症下药，并非经济循环可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