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手的时候，你对我说：别这样，我们还年轻，生活的路还长。你转身走去，牵去了一盏星光。星光伴着你，消失在地平线上……—–北岛《星光》这是诗人北岛在追忆北京四中同学张育海时附上的一首诗。当年张育海是高二（二）班学生，比北岛高一年，但...

梁先生所讲述的情况，从写作时间、作者身份、文字水平、写作手法来看，都对得上号，非常像是传单的作者，但因为作者的遗孀心有余悸，不愿再提及往事，王海光采访未果。因此这位反“文革”的勇士我们只能称其为无名氏。他的名字虽然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身为勇士的他，还是一一己之力刺穿了那个黑暗的岁月。

胡耀邦助手阮铭在1994年发文提到：“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一代奸相，罪恶昭彰。以道德面貌、谦谦君子的形象行事，但掩盖的是内心的自私狡诈。周保护的那些人，也一定是毛要的人，否则他会大义灭亲。周为了政治上自保，为了避免惹怒毛，他可以“出卖任何人”，刘少奇、彭真、贺龙，干女儿孙维世、亲弟弟周同宇、多年贴身警卫长成元功等等。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指控犯有“恶毒攻击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判决死刑，立即执行。2003年8月23日，《北京之春》刊物发表作者胡平题为《解读晚年周恩来》一文。文章称，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下令杀害遇罗克。周恩来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1957年“反右运动”时，林昭因发言为右派学生们辩护而被划成右派。当时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使她内心十分痛苦。由于坚信自己没有错，她是北大当年所划一千四百多名右派份子中唯一没有认过错、作过检讨的右派份子。其坚持真理、坚守做人道德底线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勇气由此可见一斑。

五十多年前的今天（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时年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被执行枪决。今天是他的忌日。◆◇◆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有知道遇罗克的了。即使有文章偶尔提起，也只是谈到他的《出身论》。但事实上，在发表《出身论》以前，遇罗克就已经表现出了他的天才与勇敢。1...

曾为西藏重要官员的噶雪•曲吉尼玛，在中共军队进入拉萨后，积极向外来政权靠拢，是当时被称为“爱国上层人士”的诸多贵族中的一员，但在文革时却被当做“牛鬼蛇神”受尽屈辱和折磨。正如照片上所呈现的，被男女红卫兵押着后背的他，头戴纸糊的尖尖的高帽子，高帽上用藏文写着：牛鬼蛇神、彻底消灭等。

一1970年2月9日，我和其他几十人被戴上手铐脚镣——那是专门用在死刑犯身上的刑具。这手铐、铁镣，与一般的不一样，又黑又重。如果不用手提着脚镣就难以迈步行走。我们这些死刑犯背着自己的行李，一个接着一个，走向死牢。那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我们跌跌撞撞地分别走...

北京的干部子弟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思想性格大体上有些共同之处。这个共同之处就是：一般青年人不敢干的，他们敢干。这在“充分发动了群众”的文革中显得特别抢眼。 我在读“大三”“大四”（1963－1964）期间，曾与一位高干子弟同宿舍，其父是位五级干部，很有些资历。他曾说起，有些干部子弟、特别是上了大学的，多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谁都敢骂。 文革初期，北京最早被发动起来的就是在大中学校学习的干部子弟。他们最先组织了“红卫兵”和各种战斗队、积极响应“革命造反”的号召，在学校最先批斗校长和老师。

在这种恐怖和高压的氛围下，一个孱弱而内向的青年，站了起来，战胜恐惧，昂然挥笔，写出了长篇文章《出身论》。该文笔锋犀利，逻辑谨严，情感充沛，严正抗议并激烈批判出身歧视，激起了广泛的反响。借助文革初期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混乱，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获得长期受压的“贱民”们深深共鸣与支持，一纸风行，洛阳纸贵，产生了某种雪球效应，激发出了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贱民”们的权利意识。

2010年温家宝提出辞职，没有通过。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两年后，胡锦涛裸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已经开始溃败。回天无术。今天无论是谁上谁下都不能够扭转溃败的局面。社会有内在的逻辑，没有人能改变历史的规律。

遇罗克：过去，东四往北几乎看不到什么厕所。因此时有过路人问津打听四处找厕所。其时内有机关，街上的小胡同，不论益懋大院、盐店大院、大沟巷，还是隆福寺里的骄子胡同，里面都有厕所。在明星电影院的后头，也就是老东四邮局的对面，有一条死胡同，那里面也隐藏着一个公共厕所。厕所，大都建在活胡同...

遇罗克在《出身论》中，凛然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他的另一文章《谈鸿沟》中，他更是明确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