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镇反中制造了旷古未有的冤假错案。遇害的军公教人员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1953年，公安部长罗瑞卿曾说“镇反的缺点和错误，最突出的是存在着乱捕、乱压、刑设逼供、夸大和造假案”。 抗战期间，朱迈先受中共指派加入国民党军队，参加了桂南会战等。国共内战期间，他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背叛国民政府成功。然而，这样一个对中共忠心耿耿之人，却在1951年11月中共以“匪特”罪被湖南新宁县法庭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时年仅33岁，身后留下了三个幼小的孩子。

解放后一个月，南汇县成立了治安委员会，并开展了剿匪肃特的斗争。一九四九年底，南汇县泥城地区首先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徐月英、严根发。第二年八月，奉贤县处决了马柏生等三人。十一月，金山县处决了十名反革命分子。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南汇县结合土地改革，对全县反革命分子进行了第一次集中大搜捕...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湘西剿匪名噪一时。这场由47军主持的对投诚国军、地方武装、会道门、土匪的大剿杀发生在抗美援朝前夕，鲜为人知的是“剿匪”预算十万人杀一万。 杀人立威镇反就是放手屠杀 湘西，是指湖南的西部。镇反，是镇压反革命的简称。反革命，按照中共的说法，凡属反对共产党推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制度者，都是“反革命”。镇压，同样按照中共的说法，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处决，即枪毙；二是判处徒刑，关到牢狱里去；三是管制，即限制其自由，交由群众监督管制。本文所称镇反，是指处决毙命一项

1950年秋，一天晚上，父亲晚饭后出门访友。10点多，父亲捧着一包热腾腾的包子回家，推门就喊：祖英，拿包子，娃娃明早吃。母亲应声走过来，却见父亲身后站着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生人。啊，有客人，请进！她误以为是父亲的朋友。一听这话，父亲转过身，问：请问，你找谁？见有人跟上楼来，父亲有些诧...

我的父亲生于1931年，六岁入读私塾，十岁时由他的亲哥哥教导他。父亲说，伯父教他许多中国古代文化知识，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收获的时光。1953年镇反时，我的这位伯父被镇压了。为什么呢？与大家庭内讧有关。伯父本是一个正派人，他有一个堂兄弟不务正业，娶了一个妓女做老婆。伯父为为此...

冯兰瑞的六舅谢凡生，贵阳人，家资富有。冯兰瑞的童年就是在六舅家的大花园里度过的，六舅给了她终生的影响。谢凡生少年受五四流风所及，向往革命，1931年去上海求学，就参加了地下党活动，不慎被逮捕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在狱中，年纪小的谢凡生表现坚强，被吸收入党，屡次奉命在放风时，故意冲撞看...

1950年10月至1953年底，中共发起了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刘少奇在1951年5月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说，这次镇反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之下做的。事实确乎如此。1951年1月17日，毛发出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提出了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

两个荷枪的士兵把一个年约三十的男子带上小台。押解他的士兵叫他跪在八仙桌前，他挣扎着不肯，两个武装人员强按下去，他的一条腿跪下时还在挣扎，似乎要骂人的样子。一个士兵在他脖后紧拉一下，那挣扎的人就范了。我有点莫名其妙，问坐我旁边的一个地方官员：“方才那人想挣扎，士兵在脖后一拉，他就老实了，这是怎回事？”他回答说：“犯人的脖子套着铁丝，防备他叫骂。他一反抗，士兵一拉铁丝，他就被勒住气管透不过气来，就不能叫骂了！”

1952年春，灾难突然降临到我们这个原本幸福的四口之家。在四川川南人民法院任审判员的父亲，因曾在原中央大学上学和在民国法院工作期间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并担任一定职务，被认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劳教5年。父亲被判刑后，母亲成为反革命家属，在四川举目无亲，两个幼子又经常生病，无奈...

父亲曾匡南，生于1919年，毕业于广东省文理教育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1948年2月，经吴川县县长欧钟岳极力推荐下，28岁的父亲成为吴川中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1949年，父亲应邀到香港办学，因向往新中国，更加上广州女子师范学院向他招手，遂从香港回广州，从此开始长达40年的苦难...

金庸的父亲查树勋（又有作查枢卿、查懋忠），是1951年4月26日作为反动地主被枪毙的。行刑的场地，就是他自己兴办的小学的操场。 查树勋在乡里办了不少好事。在我翻找的有限资料里，没有发现恶行，而是有不少赡赈、办学之类的义举。 他晚年花大力气办“义庄”，出力周济宗亲，兴办教育。他给金庸送书，让儿子不要做冷酷的守财奴，他自己似乎也在努力做些善事。查家把1000亩水田充当本族“义田”，查树勋热心办学校，从义庄拿出了一笔钱，兴办了龙头阁小学，孩子们均免费入学。让人感慨的是，他后来就是在这所小学的操场上被枪毙的。

那位老师就面带微笑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反革命的骨架，是在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被枪毙的，一个50多岁的男人。 几十年之后，我常常回想，多么可怕的逻辑啊，多么麻木的人群啊，多么成功的洗脑运动啊，以至于一个半大的孩子，当听到那人是反革命时，居然就可以不用再害怕他的骨胳，可以心安理得地上课，可以紧盯着那副骨架只想了解人体的结构，可以觉得他就应该挂在那里晃呀晃的给人看。他们不仅仅是杀了那人的肉体，也同时杀死了我们这些孩子和老师的灵魂。

中共建政后，为了巩固政权，不惜对他们眼中的所谓反革命大开杀戒，一些辛亥革命的功臣也死于中共的刀下。其中就有以下几位：1.辛亥革命首义元勋邓玉麟邓玉麟，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894年投入清军中当兵，后入新军第三十一标，继升为炮八标正目，1908年由孙武介绍秘密加入共进会。...

中共在湘西剿匪的影像。（网络图片）上世纪50年代初期，湘西剿匪名噪一时。这场由47军主持的对投诚国军、地方武装、会道门、土匪的大剿杀发生在抗美援朝前夕，鲜为人知的是剿匪预算十万人杀一万，但在毛泽东批示高度肯定其向上级报告的鼓舞下，原本计划收手的运动再次被推向高潮，揭开湘西剿匪的血...

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历时两年多，南汇县被政府作为反革命罪而处决的“反革命分子”竟然达到八百多名。四年后，政府又开展了第二次镇反运动，南汇县又搜捕了四百多名“反革命分子”。又过三年，到一九五八年秋天，政府再次发动扫荡“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全县又搜捕了五百余名“反革命分子”。通过这几次镇反运动，凡是在国民党政府机构做过事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全部受到搜捕、关押、处决、抄家、管制、整肃。几十年里，这些家庭一直蒙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