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驻西德的美军空军司令李梅是二战中曾指挥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官，他调集了自己所掌握的飞机，开始向柏林空运生活物资；同时还发急电，请美国政府从世界各地调更多的运输机以供空运使用。1948年6月26日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驻欧空军，将所有能用的飞机都投入柏林空运，代号为"运粮行动"的空运作业正式开始。世界航空史上罕见的特大规模的空中运输──柏林空运拉开了帷幕。

在“全民检测”后，政府又抛出“全民接种疫苗”，又再一次吹嘘接种疫苗后，就可以通关；结果接种率愈来愈高，却永远都无法达标；接种率的标准愈拉愈高，可是即使100%接种，Omicron却杀到来，不但令较弱效果的中国科兴疫苗无效，甚至连mRNA技术的复必泰也大打折扣，要接种第三针的补充剂。结果“信疫苗”、以为接种过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幻想，又再告幻灭！疫情两年了，不但没有旅游，出入香港的限制却愈收愈紧，只见无了期的隔离政策。

对于中共来说，基于所谓的“制度自信”，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早已经满不在乎。冬奥会虽然受到外交抵制，但这种局部的抵制对中共来说不痛不痒，因此也不会在人权问题上对国际社会的批评做出任何回应。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内部的政治稳定，也就是“二十大”的顺利召开更重要。因此，外界必须有思想准备，在2022年，我们将会看到中共犯下更多的侵犯人权的恶行。

抗疫又是标榜民族主义的时刻，各种措施如只用国产疫苗、封城强迫检疫、对外长期闭关、健康码贴身追纵等等，都代表跟西方泾渭分明的中国模式，因此抗疫之余，更要好好宣扬，以示国威，也增强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所以尽管防疫形势大大有别于从前，也尽管中国模式有多么不济，也得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继续示范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更令人失望的是，其实政府有更多事情可以做，去减轻检疫的难度；例如打疫苗，为何不是以效率优先？上海复星买下德国BioNTech的“大中华”代理权，由当时预计上年七月可获中国大陆的批文，却至今仍然未有消息。而中国两只著名的灭活疫苗，对Omicron变种都几乎没有抵抗力，亦因此局限了政策的选择；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到全球多国都最轻易获批，可谓最受欢迎的疫苗，至今仍未能在中国大陆使用呢？

10日当天，有朋友哭着在电话中对我说：“人权捍卫者所做的一切值得吗？张青就这样走了。他们夫妻在一起的日子还不如两地分居的时间长……！”确实，人权捍卫者和他们的家人实在太不容易了，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是常人所难以体会和想象的。我们交流过，张青很明白：一个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先行者的付出，甚至牺牲。张青去世前后发生的一切，使得我们再次认识到：集世界独裁暴政邪恶于一身的中共，暴政的邪恶程度无人能比。

现在共产党的大一统才是一个危害，它是强调用一个东西把所有东西都笼住，一国之下没有多制，一体之下没有多元。在五十年代，中共不是有个十七条协议吗？说是要尊重藏人的自主，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共产党就知道，要把西藏纳入中国的版图，就要尊重别人的自主性。包括人家的社会生活方式，人家的政治制度，不要轻易去改变它。但中共后来破坏了这一点，践踏了十七条协议。

林郑政府若限于口舌批评，却不严正依法追究犯人，按例惩处违规者，今后不但无以服众，更不啻是摆明刑不上大夫，明示香港确有法外之区，公务员体系亦确有治外之民，不受管制。如此不作为的话，特首虽然无煽动市民仇视特区政府之意，却令市民深深不忿而有煽动之实，以现时的标准看，甚至有损害国家安全之嫌。

曾在香港成功推动废除死刑的国际特赦组织之撤退，有着相当重要的象征性意义，香港一直是国际公民社会组织理想的亚洲地区总部，不过，在《国安法》下，任何外籍人士也都可能因为批评政府或北京当局而被认定触法，故此，其它国际NGO也有可能考虑迁离。对北京而言，像国际特赦组织这种世界有名的NGO能够知难而退，当然是最理想的状况，在不用付出代价下就解决了他们，且证明《国安法》的确具有吓阻的力量，而“去国际化”就这样大步往前。

从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即可见政府民望低落，不止是因为政府官员的责任，而这批所谓“建制中人”比起政府甚至更不堪；即使特首在防疫政策有漏洞，不代表这些身为建制一分子的权贵，竟可带头知法犯法，不去怪责自己不守法，反过来“不满”政府对自己人“严苛”，足证在没有民主阵营监察的“建制”，可以堕落到无法无天的地步，不但连为政府“护航”的角色都做不到，反过来拖累政府的民望更向下沉。

这个例子一次过犯了四个错误。一是混淆了受访者与记者的角色和责任，该报道采访两位中大毕业生，他们才是消息来源，内容即使有何冒犯之处，甚至警方指内容有煽动成分，也不能毫无证据，便想当然认定记者造假行骗，更不能指新闻机构刻意煽动市民；二是认为个人经验不可取信，也等于否定受访者的亲身见证，可作为记者常用的新闻来源和题材，正如人证也可当作有效证供一样。

全球许多国家都在为与武汉肺炎共存来推动经济反弹与生活秩序正常化，中国则仍以清零为目标，牺牲经济而采取极端的防疫措施。除了忙着人事换位，安排习家军坐上宝座，实在看不出新的一年中国有什么好兆头。

要改变国人的不幸和国家命运的不幸，就要回到一百年前的正确结论：学习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自由和人权，古代中国优于西方，缺的就是保障自由和人权的民主制度。一百年后的今天也证明了，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能够更好地保障自由和人权。学习苏联的政教合一加农奴制，只能让中国人的命运倒退回两千多年前，至少不会高于秦朝。

鹤岗市财政的破产，将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牌，这才是中共真正的梦魇。最新消息是，新华社1月2日报道，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了《省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省级分担办法》。该办法说是要“进一步理顺省、市、县之间”的财政关系，但从实际内容上看，明显就是要求上级行政单位要分担下级行政单位的财政开支。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其角色是要连接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发达国家；可是当发达国家接二连三都质疑今日香港的施政，谴责特区政府的所作所为时，除了把这些国家全部都当成是敌人、除了反驳与指控所有最重要的生意伙伴，全部都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还有可以做的事情吗？还是以后不要和所谓美英加澳纽的“五眼”，或者欧洲各国做生意，改为专注与巴基斯坦、朝鲜与阿富汗做生意好了？所谓“国际金融中心”，要改为“第三国际金融中心”了吗？

这一刻的时间，选择在记协举办周年晚会之后一天、被捕的前董事何韵诗举行网上演唱会之前数日，似乎不是巧合。同日《大公报》头条新闻是被“协助调查”的“立场”记者兼记协主席陈朗星“嫖妓”，而几个月来都有奇怪人士跟踪他，一切也不会是偶然。这种跨部门、动用公权力侵入私人领域的恐吓，早已超越了纯法律层面，而是“三权合作”、“全面管治”的中国大陆才有的传统。

新疆乌鲁木齐的一些维族学生在课堂上。参加一个聚会，是欢送一位被单位派去河南郑州学习的维族工作人员。欢送目的倒不是因为去郑州学习是多好的事，而是在这里，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聚会理由。聚会地点是一家烤鱼店，主要内容当然是喝酒。聚会者中有两位中学教师，一个教汉语，...

利伯通过“千人计划”的安排，与武汉理工大学合作长达10年。武汉理工大学还任命利伯为武汉理工大学--哈佛大学纳米联合重点实验室(WUT-Harvard Joint Nano Key Laboratory)的主任。但是，哈佛大学声称，他们对该实验室一无所知，也从未批准合作事宜；哈佛大学后来要求武汉理工大学把哈佛大学的名字从利伯的合作项目中删除。看来，利伯在武汉理工大学的实验室并不是正大光明地获得哈佛校方批准的合作项目，而是违反校际合作规则、由利伯本人偷偷摸摸地与武汉理工大学搞出来的。

这种“不谋而合”（我们姑且这么说）都导致了泛民主派选民彻底绝望。他们知道，立法会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立法会了，两者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取而代之的，是名为立法会的，并不遥远却又显得崭新且陌生的机构。因此，他们才做出了和澳门选民截然不同的选择——冷眼相看，以沉默反抗这荒谬而有序的世界。

反习派似乎不再提“两个维护”而只提一个维护；习派似乎也不再强调“两个维护”而只强调一个维护。探究其中的原因，大抵两条：反习派因对第三份历史决议极度失望而变得愤怒，不再掩饰对习*近*平的不满、反感和反对，因而只提维护党中央；习*近*平感受到各方敌意强烈，党内出现明显分裂，心下着慌，不得不暂时放下维护习核心的提法，退而求其次，也呼吁维护党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