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知识份子中，有两位大师一定要提及，一位是傅斯年，一位是钱穆。前者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有人甚至将其与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相提并论。此外，他富有激情、刚烈、嫉恶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识份子中少见，人送“傅大炮”的称号。后者亦在史学领域颇有造诣，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他还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传播中华文化。

钱穆继续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可见，他热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

大饥荒后，刘邓把毛边缘化了，在他们治下，经济恢复得很好。但毛的想法是：呢？于是发动文革，为了夺权，不惜把国家民族推向灾难。

1949年6月，钱穆自广州赴港，临行前拜会陈寅恪，陈寅恪劝留钱穆，钱穆云：“君博古通今，可有观渡江文告？”陈寅恪不语。钱穆赴港后创立新亚书院，1963年，新亚书院与其他三校合并，命校名为：香港中文大学。

最后一班飞机，中央研究院学人的只有四份一，大部分学人精英，一来舍不得，二来不相信离开了中国，可以继续他们的文化和科学事业。三来最重要的是，他们更相信毛泽东会带领他们进入一个更民主自由的新中国。飞机座位空荡荡，傅斯年和胡适看见了，悲哀至极。

“毛在北大图书馆出借部工作不认真，特别是字迹十分潦草，难以辨认。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就此曾经批评过他。有一次毛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毛不认错反而强辩，加之两人的地方方言沟通不良，傅气急之下打了毛一个嘴巴。这个故事在台湾出版的一些书籍里早有记载。” 诸葛亮，以一个青年，大事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说，这完全是由于他的家世、教育和环境所造成的，今天想就这三点来说明。

钱穆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

傅斯年还说：“举凡共产主义国家中，资本家所不敢用不能用的方法，他都用尽了。总而言之，共产党本是近代文明中变态心理的产物，苏联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苏联上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东欧50年代的大清洗，中共60年代的“文革”大劫难，以及时至今日中共无所不用其极的高压与欺骗，都充分证明了傅斯年的远见卓识。

梁文道文|先知书店编最近不只有一个民国热潮，而且其实也早从十几年前开始，大家有一股民国知识分子热，也就是说很喜欢去研究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研究他们的传记。为什么呢？我想这里面往往就包含着对我们现代的处境的一些不满，或者是一些疑问，所以想回头看一看，当年中国知识分子是怎么...

提起傅斯年，学界人士并不陌生。他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有人甚至将其与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相提并论。此外，他富有激情、刚烈、嫉恶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识份子中少见，人送傅大炮的称号。1896年出生的傅斯年，先祖为清朝顺治时期的第一位状元，并曾出...

大师们批驳共党完全出于高超的鉴别力。陈寅恪读完原文《资本论》马上就知道马主义是什么货色。毛泽东、习*近*平忙着夺权保权，资本论也说不出一二三。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之后，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当时他只有31岁。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他早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就读，后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他和傅斯年等人发起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在五四运动中，他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并起草了《北京学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已经是77岁高龄。红卫兵抄家批斗，让他难以承受。无奈之下，儿子翁心源只好向总理办公室求救。随后，翁心源本人也无法自保，于1970年在湖北潜江石油部五七干校时，因难以忍受无休止的批斗而溺水身亡。面对如此惨痛的人间悲剧，翁文灏再也无法承受，于1971年1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我的意识流被触发，想跟蔡英文总统说几句话——中华民国没有亡，只是偏安在台湾，就算是你们民进党暂时得了势，你们也没有权力把"中华民国"的国号丢弃，她是未来中国还魂的躯壳。苏联死了可以回到俄国的躯壳里去，中国也一样，引用前文黄天才的话说，国民党没出息，你们可不能，你们应该把目光放远大——中华民国的前途在大陆广袤的土地上，不仅是这个小岛。

傅斯年在同毛的谈话过程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1986年，钱穆在文章《新春看时局》中，依然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因为这国号代表“从此以下，中国不由中国人自己领导，需改由非中国人如马恩列史来领导”；他更直言，此国号与共产主义不除，两岸不能谈统一。

为什么选择留在大陆呢？我们或许能从吴宓的日记中找到一些答案。他说，自己“又似苏格拉底之愿死于雅典，而不效但丁之终身出亡、沦落异域者矣”，认为“父母之邦，不可弃也”。那时，吴宓不知道中共将给他的故土带来怎样的灾难，也无法预料自己将为留下的决定，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到1974年“批林批孔”时，饱经政治迫害的吴宓坚持不肯批孔子。他说，“如果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结果，他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傅斯年，胡适称赞他是“人间最稀有的天才”。有意思的是，傅斯年还是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的几个著名文人之一。1949年8月，毛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称他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控制”的“其中的极少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