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底层百姓对自己的处境认识肤浅,他们反对贪官,却相信清官,反对地方官,却相信中央,他们的认识水平,从来没有到达质疑体制的那种高度,因此凡事只问利益,不问理念,这也是社会反抗运动不能发酵的基本原因。今次两个事件,性质却开始发生变化。本来,农村拆迁与大学生没有利害交集,他们犯不着去担一份风险,暴露自己的政治面目,以至影响自己的前途。但这一次,两个女大学生却不辞劳苦,不避风险,直接走到底层,参与和组织农民的抗争,这便是事件性质起了深刻变化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