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张学良得到了蒋公的宽宥，但西安事变的确给了中共渗透附体中华民族的大好机会，时至今天，大陆人仍在中共之残酷蹂躏之中。而整个西安事变前后中共所表现出的伪善、奸诈、狡猾与邪恶，离间手段之卑鄙，攻心之阴险至极，当为今天的全球除共义士之殷鉴。

张作霖被苏联炸死并嫁祸于日本，目的是把中国人的仇恨引向日本，挑起东北军与日本火拼，以便火中取粟、渔翁得利；同时也掩盖斯大林无法无天的留氓本相！时至今日，百度“张作霖”的解说词和大帅府纪念馆解说词，仍然说是日本人暗杀了张作霖。国人被苏联愚弄了一个世纪。苏联人暗杀张作霖，可以肯定是斯大林主使。 正是由于张学良不知父死的真相，才导致他后来加入了共党并绑架了蒋介石。西安事变时，中共只两万人马，1945年却发展到120万军队（增了60倍）。所以，张学良是黄俄的“千古功臣”。可见，正是隐瞒真相挽救了中共。

而张学良被软禁期间，除开没有完全的自由，生活并不单调，尤其在物质生活上，比起前方抗战的将士，那简直好到天上去了。蒋介石曾在日记里抱怨，说给张学良一个月的生活费，都能养得起军队里的一个团了。因为张学良对食物的要求很高，有时候还得从海外空运。他抽的烟更是昂贵，一包烟甚至能养活一户普通的家庭。

他遂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复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将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大概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中共这个恶魔上身所致。可惜，他和哥哥张学良悔误都是晚矣！

从被抓捕到被迫害死，阎宝航最信赖的时任中共总理周恩来，没有出面为他说过一句话。阎宝航是在1937年被周恩来发展成秘密党员的。1941年春，周恩来找他谈话，说共产国际、苏共希望中共能介绍党员，帮助他们搜集情报。阎宝航因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被他们选中。他成为张学良将军的密友和高级幕僚，与蒋介石、宋美龄的关系也不一般。

西安事变后仅半年，那一场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战争”，便终于在日本军阀的疯狂发动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诱发下，全面爆发了，再加上中共口头“抗战”实则渔利的做法，中华民族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巨大战争创伤。 可以说，没有西安军事叛变，共产党早就被消灭了，中国现代史也将被改写。因此，作为政变直接发动者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理应被视为历史的罪人。而作为幕后策划者的中共（包括宋绮云），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在自己一直并不光彩的历史上又书写了不光彩的一笔，同样将受到历史公正的审判。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装备军事政变，将蒋介石绑架拘留，蒋介石卫兵排67名保镳悉数被杀。对此，内地在建政后大肆宣扬张学良为“千古功臣”，是民族英雄。但是，不为人知的是，晚年张学良却称自个为“罪人中的罪魁”。

张自认是敌人欲取委员长而代之1936年12月12日蒋：今日事，尔事前知之乎？张：不知。蒋：尔既不知情，应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阳，则此事尚可收拾。张：事变实不知情，但我有意见欲向委员长陈述之。蒋：尔尚称余为委员长乎？既认余为上官，则应遵余命令，送余回洛阳；否则汝为叛逆，余既为汝叛逆所...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进行彻夜秘密会谈，参会的还有李克农、刘鼎、王以哲。周恩来原本估计在协商中会出现争议，所以准备了多种方案，不料张学良却表示全部同意，具体问题上亦大方主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这是刘鼎与张多日长谈后的效果，中共方面也非常满意。

西安军事叛变之后，斯大林亲自拟电命令中共：绝不容许中共杀蒋。黄俄和张杨一下懵逼了。斯大林的命令出自苏联外交部报告中的评估，这么说的：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在军事上，在中国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有利条件下，张学良的行为都是对中国有害的。在这种背景下，他对政府的叛乱“有可能破坏刚刚形成的抗日民族力量的巩固，并为日本新的掠夺铺平了道路”。

从苏联外交部报告中提到的上述内容可知，如果苏联没有干预，任由张杨和中共杀掉蒋介石，中国爆发内乱是不可避免的，而日军也会借内乱吞并更多中国领土。中华民族将遭到怎样的大难？如果历史是这样发展的，张学良即便选择自杀也洗刷不了自身的大罪。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火车站被谋杀以后，张学良成为东北军最高统帅。于是杨宇霆就像周公那样，主动承担起指导少帅的责任。他不仅规劝张学良要戒除毒瘾，还批评他只顾玩乐不问政事。对于杨宇霆的这种做法，张学良很不高兴。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不断挑拨他们的关系，说杨宇霆颇有野心，是张学良身边的最大隐患，应该及早除掉。至于张学良本人，虽然也想去除这心头大患，只因杨是前朝重臣才不忍下手。那块银元便成了是否杀害杨宇霆的关键。张学良终于下了除掉杨宇霆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