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陆原本是得到林彪保护的。但是，林彪死后，中共将赵尔陆之死的责任，全部推到林彪身上。赵尔陆当了罗瑞卿在国防工办的“替罪羊”，林彪成了真正整死赵尔陆的“替罪羊”。

习仲勋也是仅次于刘志丹和高岗的陕北著名农民领袖，习二十岁出头就担任陕北苏维埃主席，被毛称为“娃娃主席”。一九六二年，康生以小说《刘志丹》反党为借口，制造“习仲勋为首的反党集团”冤案，西北、陕北和延安的一万多地方干部都被牵连进去，都成了“反党分子”。对于这个冤案，毛泽东予以肯定，趁机在全国大搞全面阶级斗争。

林彪还有著名的“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以及“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等。林彪勤于读书，喜欢思考，厌烦“官样文章”，因此，他创造了“文革”中的许多词汇：“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治军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等等。他还提出了“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

毛泽东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这颗射向彭德怀的重型炮弹即将发射之时，于1965年9月接见彭德怀并安排他到西南三线，并非人们常说的“国有危难，便要重用彭德怀”，并非让彭德怀在三线搞出点“名堂”，将来可以带兵打仗，而是毛泽东精心设置的一个圈套，或者说是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的一个战略部署。这样做既可以方便自己在北京动手，又可以撇清自己的责任，还可以为以后监视、囚禁、批判彭德怀埋下伏笔。

牺牲并不都崇高。旧社会黑帮靠自残相斗，有舍身跳油锅的。这故事拍出来画面惨烈情节感人，可你看完多半会问“这TM的一群流氓玩命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只有明白了牺牲背后的“为什么”，你才会被真正打动。如果不探究这“为什么”，志愿军的牺牲，黑帮的牺牲，日本武士道的牺牲，就统统没有区别了。

志愿军司令彭德怀批评他，大意是：“我们的卫生部长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替敌人说话。”周恩来因此亲自问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你们“做了手脚”没有？洪答，“做了，不然那时没法交差。”这又足以证明对美军的所谓指控和所谓调查是弄虚作假的产物，证明中共高层对这种弄虚作假是清楚的，但是中共领导从来没有因此而向美国道歉，向全世界承认错误，也没有因此教育自己的党员引以为戒痛改前非。这又是一个铁的史实。

十大元帅除罗荣桓早逝外，大多遭到迫害，有些甚至惨死。（网络图片）中共军事史上仅有十人拥有元帅军衔，他们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共建政后的1955年9月，中共当局授予为中共建政立下战功的这十人以元帅军衔。按...

富商遗孀披散着头发四处奔走，用了一天一夜的功夫，勉强凑足了十万块送给黄公略赎子，但看到的却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富孀哀号一声气绝。黄公略除了嗜好杀人外，亦好色纵淫，所掠大家闺秀无一能幸免。如果女子反抗，立刻用大刀将其碎尸；如果女子顺从，则玩弄数日后赏给其卫士做公妻。因为卫士人多，女子很快就被蹂躏致死。黄公略的残忍，可与明末张献忠相仿。

龚楚的叛变绝不是官方所说的意志薄弱受到诱惑，而是他的信仰和当时苏区执行的共产国际政策越行越远。周恩来到苏区后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三光政策，不但把地主杀掉还把富农杀掉，苏区经济在重重盘剥之下迅速走向崩溃的同时，周对内部人也展开比毛更疯狂的清洗，大批中下层干部被杀，一点不亚于张国焘在四川搞的清洗。

在平型关大捷中，中共军弟兄们在哪里? 百团大战到底毙敌多少，自伤轻重？通过这两仗看，到底是不是中共向我们吹了70年的牛皮那样——所谓抗战是它领导的。今天咱们就事论事，来看看“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这两仗究竟打得怎么样，能不能代表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八年抗战。

懒惰的百里08256：这个是历史，但愿历史别总是再重复上演。金陵郭健：一九五三年起到一九九三年止，我国从中央到基层仅仅发行过的粮油禽蛋票约有二千四百四十一个地方，品种约三十万，有全国、各省市、城镇、农村口粮粮票、工种粮票、补助粮票、知青回城粮票、光荣家属粮...

长途偷袭的志愿军没有后勤供应，随身携带的粮食弹药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只要被围的美军在空中支援下能坚守一星期，志愿军必定撤退。一旦发现敌军撤退，美军必须立即出击，拖住敌军的后腿。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后来曾说，李奇微将军是他戎马一生中遇到的最难对付的将军。

庐山开完会回到北京后，田家英曾特地跟李锐通过一次电话，其中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道义之交。”这句话不幸被李锐的老婆范元甄听见，小范是红杏早出墙的延安大美女，早就与李锐同床异梦了，于是小范向上级作了汇报，几天之后，李锐家中的电话就被拆除了。毛当然不会相信李锐的话，后来派人查过田家英与俱乐部的关系。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得不暂时算了。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这些人既有非共产党人，但更多的是共产党人，既有一般的干部、党员甚至群众，也有中共中央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既有入党不久的新党员，也有20世纪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既有文化、教育界的人士，也有党、政、军、公安、政法等领域的人员，既有已经被平反的，也有结论至今未变的。

西安事变的发生，使剿共工作功败垂成，已如上章所述。随着事变的解决，在“共赴国难”美丽的宣示之下，我们剿办了近十年的共产党，竟又摇身一变而成了我们抗日的伙伴。从前的共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前的共军首领朱德和彭德怀，被任命为该路军的正副总指挥。客观的形势与局外的批评，都不允许我们不向“共赴国难”的路上走。而且国难严重至此，大家都有同感，就是共产党也是人，何至全无人性，竟会借“共赴国难”之名，而来趁火打劫呢？

我们也向彭德怀提庐山会议的事，他只是反复强调他不反对毛主席。他说：“毛主席的话不能说100%正确，也是99%是正确的。”很遗憾当时没有详细记录，由于年代久远，他还讲过很多话都记不清了。我们还向他提过一些有关军内各山头派系的问题，就这样漫无边际地闲谈，突出的印象是：彭德怀的记忆力极好。近70岁的老人对往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

1966年12月，彭德怀从成都被揪回北京批斗。关于彭德怀被揪回北京的具体过程，存有多种说法。我作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揪彭德怀行动的参与者，愿意提供我所了解的内容。王大宾接到北京指示当时我是北京地质学院66届学生。1966年12月，我和几位同学步行...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怀疑，除了毛泽东原本在彭德怀的问题上并无“反省”之意以外，除了有关的著作对毛、彭见面的情节描写太过文学化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毛泽东决定让彭德怀离京去三线的同时，正在酝酿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而这场“革命”的第一炮，恰恰就是以彭德怀为靶子的。

当我们好不容易说服了士兵剿共应先于抗日之际，无奈既无饷又无粮，部队无法开拔。我们请中央发饷，中央没有钱，向江西省政府挪借，以省库空虚，也筹垫不出，要我们向地方直接筹派。我向官兵征询意见，大家一致表示宁可穷困而死，也不向人民要钱。正在无计可施，幸亏委员长以在野之身，商请浙江省政府筹借五万元给我们，才得济一时之急。

1951年2月13日晚，驻守在砥平里的美第8集团军第2师23团和1个法国营的4千人，面对中共军队数万人的狂攻，毫无惧色，整整打了一个通宵，法国营外籍军团的老兵甚至发动了反冲锋，显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气；15日，眼看砥平里就要失守，美骑兵1师微不足道的援军及时杀到，令损失巨大、心理已达极限的中共军队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