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近年不怕大量举债，目的是尽早走出危机，但出于两个错误判断，问题只会变得水深火热。一是深信财政赤字不外盛衰周期所致，只待经济回暖，重上正轨，政府收入亦恢复正常，财政转亏为盈，便可清偿欠下的债务。其实香港经济每况愈下，涉及不少结构因素，令香港经济跌落不易逆转的下降轨道，政府必须对症下药，并非经济循环可以解释。

从现实看，正如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otter）指出，独裁者大多不得善终。希特勒吞枪自尽，墨索里尼横尸街头，史太林中风失救，齐奥塞斯库当众枪决，而毛泽东可保住绝对权力到最后一刻，也难逃与史太林一样的命运，身后遭到党内批判以至人民的责骂，其后给人不断揭出的劣行斑斑，更把他一脚踢下神坛。前车可鉴，后来的独裁者如何保住生前权位和身后声名，不得不加倍努力了。

一百七十万人万众一心，达成和平任务，以实际行动呼唤官方的善意回应，没料到警方还之以铁腕手段，拘捕和检控带领和平抗争的民主派人物，法庭予以重罚，如今更有终审法官对警方不去疏散人群却检控有助疏散的和平示威者，予以全面肯定。可见香港式法治的故事，没有比终审法官的现身说法更精彩的了。

无疑，IPAC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因为该会有超过250位成员，分别来自39个国家及欧盟的跨党派国会议员，他们对中国崛起之后在不同地域的扩张政策甚多批评，故此成立此组织，加强关注并改革各国对华政策。年度会议的结果，更可以通过成员带回国会讨论，影响政府政策，因此北京视此为不友善组织，甚至劝阻个别成员不要参与今次会议。

今届香港书展期间，贸易发展局连续下达禁令，要求参展商将起码八本书籍下架，理由牵强不通，摆明是谋杀言论自由，也不符合约精神，并且违反营商之道。已知被贸发局禁售的八本书，坊间有售，偏偏不得在书展摆卖，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余，也违背主办书展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方便，一个书展便可为他们提供...

今次三中全会，只是将原有的政治主调加强。开会前，中共机关刊物已经努力为会议定调。例如中央刊物《求是》发表文章，强调“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人民日报及新华社的系列文章更预早讲明，三中全会的结论是以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政治保证”，改革才能“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些论点不外覆述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一贯想法，也代表习思想主导三中全会的走向。

郑雁雄提出成败关键在于“六变、六不变、六守住”，大家务必准确把握，香港才能成功。从另一角度看，不啻是承认“由治及兴”仍未见效，否则的话，他只须强调继续固守现状，又何须郑重呼吁各人确保达到“变与不变”的各大目标呢？言下之意，不该变的变了，该变的又不变，才造成“由治及兴”走了两年多，仍然无法让香港重拾繁荣景象。

2017年，中共外交部郑重宣布《中英联合声明》已成历史文件，再无现实意义，代表北京可按政治需要制定对港政策。两年后，反修例运动的出现，北京认定是改变现状的时机。北京视之为“颜色革命”、“黑暴”等，遂采取行动，绕过香港立法机关，由全国人大直接颁布《香港国安法》，及后更改变行政长官、立法会、区议会的选举制度，美其名为“完善选举制度”，其实是要结束九七以来行之有效的自由、法治和民主体制。

单看岑耀信勋爵的背景，便可明白北京何以采取人格谋杀的严重谴责，以对付他的辞职。岑耀信勋爵是公认的法律奇才，出任最高法院法官前，未当过全职法官，在英国史上第一人。他2018年退任英国最高法院法官前后，法律界特别向他致意而出版的学术论文集起码有两本，分别探讨他对私法、公法以至法治的贡献。

有关控罪必须用“非法手段”，“严重干扰、阻挠、破坏”特区政权机关，因此“颠覆罪”定罪原素除了犯罪意图，犯案手段也必须违法。根据《基本法》，否定财政预算案是立法会可为之事，完全合法，而以合法行为推行某些目的，即使官方认定是大逆不道之事，法庭依法也不该判被告有罪。

政府肯定悼念本身合法，不失为明智之举。不过接着下来的骑劫论第二段，当局以小心被骑劫为由，禁制合法活动以防范非法活动，就未免匪夷所思了。首先是逻辑不通，犯法就是犯法，不能姑息，合法就是合法，不能禁止，但何以有人六四晚上在维园高举手机，显示入面的白蜡烛图像，或者开着手机电筒静坐，也遭到警方制止？

从宪法讲，有论者认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主权在民，再按照国籍法，“两岸人民均为中华民国国民”。因此中华民国的主权该由两岸人民共同拥有，不由台湾人独揽。不过，政治现实是中华民国只管辖台湾，主权属于符合法律规定享有选举权的公民，不是大陆人，而宪法及法律亦标明中华民国国民分为两类，即“自由地区人民”与“大陆地区人民”，而后者当然没有选举权，台北政府没有政治责任听命于大陆人民。

根据环保当局去年底的报告，都市固体废物弃置量，平均每日超过一万一千公吨，人均弃置量每日1.51公斤，比当局十年前预订目标增加约一倍，而固体废物回收率不到三分一（32%），离开55%的目标甚远。连同建筑废物，弃置于堆填区的废物总量每日平均达到15,700公吨。据环保团体估计，若无法大幅降低弃置率及提升旧物回收率，目前三个堆填区都会于2030年填满。

中央大员为香港设定目标，但明确措施欠奉，只是千叮万嘱，“五项需要”再加“四个坚信”*，最后更讲明“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作为当家人、第一责任人”。意思清楚不过，连串口号之后，香港的发展目标既定，中央任务完成，最后能否达标，责任全在特区首长和政府。

今次马英九大陆之旅，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筹备，行程包括芦沟桥、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和拜祭轩辕黄帝，并访问多家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如腾讯、大疆），所以马氏此行早被台湾国安高层形容为“反美、反日、大一统”的统战秀。

联合国六位人权专家同时批评，“国家安全”观念含意广阔，加上不少国安罪行不涉及实际伤害也可入罪，造成控罪的罪门槛低，方便当局箝制批评政府的言论。例如“境外干预”罪，是指以“不正当手段”，配合“境外势力”以某些作为，“意图带来干预效果”。特区当局要提出比他们更权威更令国际信服的反驳，近乎不可能的任务，因此至今沉默是金，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过去一两年，香港股市减值近半，至今低迷不起，经济复苏亦欠缺推动力，除了移民者众，不少跨国公司不是迁离香港，调走员工，就是缩减规模。以日资为例，在新加坡投资增加三成，在香港则不升反降，但经济下行无碍北京进一步收紧香港政策，正如《华盛顿邮报》指出，反映香港正仿效中国模式改造自己，施政以政治挂帅，偏重国家安全多于自由开放、经济繁荣。一个政府不怕经济搞烂，也要加强国安立法、严防民间活动，外商今日无法改变它的决心，谁有信心日后有好日子过吗？

第二度的国安立法实施后，中港的公权力制度进一步靠近，亦与民主国家进一步分开。欧美阵营国家一是关注国安法涉及的关键内容如“国家秘密”、“境外干预”等，定义空泛，导致犯禁界线不确定，二是担心当局执法权力过大（如可延长拘留时间、禁止会见指定律师），削弱受查者的应有权利，影响他们的国民在香港的活动范围和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