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派遣，潘汉年前往上海，出任实际上的延安政府驻汪精卫伪南京政府代表。(图片来源：网络图片)第一节：历史人物潘汉年希望今天的文章能引起大家的讨论，如果所述历史事件与事实有出入，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至于这些事件本身在历史上的是非功过的问题，我本人不加评论...

刘人寿这一关，就是10年。直到1965年，刘人寿被判刑12年，罪名是“追随内奸潘汉年”。1965年9月，刘人寿获得假释。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刘人寿又因为从前的问题受到迫害，并于1967年5月再次被逮捕，这一关又是8年。期间，刘人寿遭到各种非人的折磨，一度精神失常。直到1975年5月，他再次获释后，被安置在上海一家缝纫机厂监督劳动。

虽然庭审当天曾汉周宣布闭庭，另行宣判，但判决书其实早就写好了，刑期也是中央早就定下来的——正如谢老之前所言，庭审和判决只是履行法律而已。虽然早在秦城监狱阅卷时我们就对“犯罪事实”有所质疑，但是又知道对潘案中央高层早有定论，无法改变这一结果，所以最终我们只能违心地罗列了潘汉年的三条罪状，写了判决书。 判决书定稿后上报中央审批，是周周恩来亲自审核批准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也都画了圈。

对于潘汉年这样的观点及这种处理方法，我当年就反对。认为这是一种阶级偏见，甚至是姑息养奸。我最反对的，就是“不服上诉必定加刑”这一条。判刑的前提，是犯罪。“态度不好”，不能成为加刑的理由。一个没罪的人被错判了，还要求他“认罪”，是不是太难了点？因为“无罪而不认罪”，却要因为“态度不好”而加刑，这叫什么法律？

今天大家都会说，岳飞是大民族英雄，秦桧是大奸臣卖国贼。而在880年前，岳飞被隔离审查时，社会上可不这样看。岳飞统领着当时南宋最大的一支野战军，其规模、战斗力和影响力。相当于林彪统帅的四野，但岳飞被捕以至被害，他的部属中并没有人替他鸣冤叫屈。和他一起遇难的，仅有部将张宪和儿子岳云，...

新政权建立后，在1952年开展的三反运动中，邵式军涉嫌贪污公款被捕，囚禁在济南的大明湖畔隔离审查。这期间，曾因反复审查一度精神失常。后因查无实据，关押半年后获得释放，调山东省财政厅税务局任科长。1958年肃反，邵式军受潘汉年案件牵连，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处7年徒刑，送山东省广饶县国营“五一”农场劳改。1964年春，邵式军因承受不住高劳动强度，在农场病倒，病逝于广饶，终年55岁。

2017年12月27日，《华夏文摘》发表了我的文章潘汉年小议，链接是http://hx.cnd.org/?p=148588。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抗战期间，受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派，潘汉年代表延安政府前往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签署日汪共三方密约，相互停战，事实上结成三方秘密军事同盟。文...

“袁殊在党的授意下公然投敌，串演反派角色”，“这两个报刊，虽同属汉奸，却为我地下党人掌握”，“在宣传上起到了党报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袁殊被人视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他认为，只要为党的事业所需要，甘愿付出这样的代价。”1955年，袁殊受潘汉年事件影响被捕，过去地下工作中对党的“历史功绩，却成了他的反革命罪状”。“从坐狱到恢复自由，整整过了27年零5个月。”他死于1987年，死后上了八宝山。八宝山的“革命烈士”，不少都做过汉奸。

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罗青长在《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中写道，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他让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按年、月、日排列。罗青长回忆称，“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第一，最根本上是中共间谍。袁殊的第二层特殊身份，是国民党中统间谍。袁殊的第三层特殊身份，是日本情报机构间谍。袁殊的第四层特殊身份，是汪精卫伪政权的间谍。袁殊的第五层特殊身份，是国民党军统间谍。五重间谍身份，戴着五张面具生活，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一个不小心，就是丢性命的事。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后，陈修良成为浙江省第一批被点名批判的对象，沙文汉则成为中共党内级别最高的“右派”，浙江省打出了一个以沙文汉为首的“沙、杨、彭、孙反党集团”，沙文汉被撤销一切职务。同年12月，浙江省党代会做出决议，开除沙、杨、彭、孙四个“右派”的党籍。1964年1月，沙文汉含恨病逝。1958年2月25日，陈修良被以“反党”、“反苏”双重罪名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连降六级，被下放到嘉兴农村劳动改造。

中共建政以来，关于抗战的官方叙事是中共建政并巩固合法性的舆论支柱之一：长征被宣传为北上抗日，中共的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被描绘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日本学者远藤誉教授研究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共和日军的往来互动，并从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中，挖掘出延安当年联日联汪反蒋的证据，从而对中共关...

袁殊的独特经历至少说明三点：第一，中共为了达到颠覆中华民国的目的，确实是不择手段。第二，在中华民国军民与侵华日军浴血奋战，“一寸山河一寸血”地与日军殊死战斗时，中共却通过潘汉年、袁殊等高级特工，与侵华日军勾结，将日本在上海的情报机关——岩井公馆，变成中共与日本联手的重要渠道。第三，中共当政后不久，便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将当年按照中共最高层指令，与日本勾结的中共高级特工，关进深牢大狱，让他们当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