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内宫中，如果说江青是最依附毛生存的人物，叶子龙则是对毛最有用处的人。叶子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室主任，兼毛的机要秘书并管毛的家务。后来我从汪东兴那得知（叶也亲口告诉我），叶也给毛找女朋友。叶替毛从各种来源提供女孩——机要秘书室、机要室。他都挑选...

江青这时也在广州，我们常常接触见面。 到广州后的第三天，卫士长李银桥来告诉我：“你最好去见江青，把主席这些天的情况，总的向她汇报一次。”我说：“到广州的当天，大家不是一同见过她了？”他说：“不行。你要专门去见她一次，否则她会说你架子太大。” 我听了李的...

1958年4月，陶铸陪同毛泽东视察广州棠下农村 我随同毛开始出巡之后，才见识到“为毛服务”的铺张浪费的一面。毛的安全和保健工作极尽周全。毛的舒适和享受是第一要务。我早知道毛的安全工作一向非常周延，但在中南海内我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等出巡时，这种过度奢...

毛对自己的形容至为贴切。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毛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引用了一句歇后语：“我是和尚打伞”，以说明他自己是“无发（法）无天”。那天的翻译对此一歇后语不熟悉，因此将这句歇后语翻译成“一个孤寂的和尚，打着破伞，在雨中踽踽行走。”因此，斯诺和许多继...

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差不多是我与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六个礼拜后，汪东兴突然要我火速赶往北戴河。北戴河原是渤海湾内的一个小渔村。一九五零年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直管理局在海滨给每位“中央领导人”预备了房子，就是将接收下来的别墅重新翻修，作为避暑之所。毛和他...

第二天是五一劳动节，早上九点过后没多久，我带上必要的急救用具，走到卫士值班室。汪东兴与值班秘书都在。九点半毛从北屋出来，穿着一身浅灰色维呢的薄呢中山装，也就是毛服，脚上穿一双大元头的黄色皮鞋。他高高兴兴的同大家打招呼。 这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赶到卫士值班...

在我与毛第一次见面后没几天，五一节前夕，已经是夜里一点多了，一名卫士值班室的卫士打电话来，要我立刻到毛那里去，毛在等着我。 我匆匆走到一组面对中海的后门。我想毛大概生病了，要不然怎么会这么晚找我去？ 我从来没有去过毛的内住地。我第一次踏进这块“圣地”的...

[1] 第二天的上午，傅连璋打电话找我，他说他知道我见过毛主席了，要我到他那儿去谈谈。我心想，他的消息真灵啊，怎么昨天才见过毛，他就知道了呢。我将工作交代给值班医生，骑自行车到弓弦胡同。 我走到后院傅的住室，他从躺椅上站起来，打过招呼，他又坐到躺椅上。...

一九五四年刚过了十月一日国庆节，二日下午，我正在门诊部值班，汪东兴给我打来电话，约我晚饭后，到他那里去，说：“有事情要谈谈。”我讲我在值班，有什么事。他说：“你来了，再仔细谈。” 我觉得很突兀，因为汪平时说话，一向直爽痛快，从来没有将话留下，不立即说明...

江青在雅尔塔黑海边，1953年 一九五零年夏秋的雨季，蚊子很多。中南海行政处下属，专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服务的服务科，有一名服务员住在中南海瀛台，染上流行性大脑炎。中南海门诊部的主任误诊为感冒，没有进行相应的急救治疗而死亡。周恩来，杨尚昆震惊万分，因为瀛台...

我看到的北京是灰茫茫一片阴沉败落的景象，完全失去了我儿时记忆中的光彩。历经八年抗战和四年国共内战后，北京残败不堪，城墙倾塌多处。北京市民似乎也染上北京的阴沉，凡是共产党干部都是一身快洗成白色的土黄或灰色的干部服，一律穿土布鞋，老百姓则是蓝布大褂，发型全...

1948年，香港。俯瞰二战后重建的新九龙城，远处是香港本岛。 我二十九岁那年正在澳大利亚雪梨做船医。那时我从报纸上得知，共产党未费一枪一弹便和平解放我的故乡，北京。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当时仍叫“北平”的市民夹道欢迎他们的“解放”。现在共党领导阶层准...

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约她到她家立刻面谈。她问我有什么事，这么急。我讲见面后再谈。 刘湘屏是已故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未亡人。他们两人都是效忠江青的造反派。我想刘湘屏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坐上卫生部部长的位子是江青保的，因为刘没有相当的资格。 刘在客厅中...

一九七四年的诊断确定，毛的病非西方所猜测的帕金森氏综合症（另称震颤性麻痹），而是一种罕见而又无药可救的运动神经元病（另称内侧纵索硬化症）也就是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

我是毛泽东的专职医生，也是他的医疗组组长。自从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大厅内的心电监护器显示心肌梗死之后，两个多月以来，我们二十四小时照顾他。护士人手原本不足，从医院又调来一批，每班三个人，另有两名医生做心电图监护。我昼夜二十四小时待命，一个晚上只断断续续睡上三、四个小时左右。我的床榻就在毛的病房一个桌子下面。

自序 一九六零年中国青年杂志社通过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向我征求稿件。 田在中南海南楼的宿舍，和我贴邻。他平时知道我喜欢作点杂记，其中个别篇章，他还看过，这是他劝我选一、二篇刊登出去。 自从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空下来我将平日的所见...

毛泽东的生理与心理，和他的绝对权力形成互动的影响，并由此波及他的国家和世界。本书以全球第一手资料，披露毛的政治与权谋，性与死亡。

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的耳闻目睹，有很多爆炸性的独家新闻，但她为什么不写回忆录？张玉凤曾经说过，毛泽东身边的人，如果出版了一些毛泽东不一定会感到高兴的话，作者可能会短寿的。显然，张玉凤认为冥冥之中，能有毛泽东庇护，她感到很安全。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提到毛泽东、江青都一直大量服用安眠药，但没提及他也是如此。据李重说，中南海的人几乎没有谁不吃安眠药的，杨尚昆、汪东兴和邓小平的妻子卓琳都是安眠药长期服用者。中南海那种诡秘残酷的政治斗争，使红墙内的所有人都神经紧张，很少有人不失眠。李志绥1988年来美后，经常让朋友从北京给他捎来“速可眠”等药，因强力安眠药在美国市场买不到，美国医生一般不准人使用。而普通的安定、安宁等安眠药物，李志绥吃了已不起作用。李重说，他父亲有时正吃着晚饭，突然“扑通”一声就从椅子躺倒在地上，睡了过去

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的耳闻目睹，有很多爆炸性的独家新闻，但她为什么不写回忆录？张玉凤曾经说过，毛泽东身边的人，如果出版了一些毛泽东不一定会感到高兴的话，作者可能会短寿的。显然，张玉凤认为冥冥之中，能有毛泽东庇护，她感到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