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与罗隆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但政见不同，早在一九四九年前就经常争吵，更谈不上私人交情，一九四九年后，两人的这种关系依然如故，这是民主党派中的许多领导人都清楚的，就是他们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的鸣放观点也是各说各的，不可能沟通商量。但毛泽东出...

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的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毛为此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方式，号召中国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绝不秋后算账”。毛甚至还提出要出版《蒋介石全集》，并允许罢工、罢课。

“反右”运动开始后，毛泽东亲自撰写社论，将右派的进攻指向“章罗同盟”，而事实上，在民盟内部，章伯钧、罗隆基关系根本是水火不容。然而，这并不妨碍罗隆基成为全国声讨的“大右派”。

章乃器一直说和中共是朋友，在民主革命时期一直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但是他老婆把他在家里说的那些话——民主党派支持共产党，也有思考的过程，在家里也讲一些私房话——胡子樱把那些私房话都揭发出来了，说章乃器根本不支持中共，他是历史反革命，你说章乃器怎么会不崩溃。

对于那些曾为红色政权的创立甘冒生命危险的老人而言，这个“解放后”的十六字方针带给他们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个多世纪，面对闻所未闻的这十六个字，他们心中自然充满了疑惑与痛苦。为此，作者要在生命的黄昏苦苦追寻这个十六字方针的来源，力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在寻找这十六字方针来源时，他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岁，身体多病，风烛残年，已不能执笔写信，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他的问题。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为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被打成了全国第二大右派的罗隆基，受到了来自身边亲朋的猛烈批判，尤其是罗隆基昔日情人的史良（司法部长），浦熙修（彭德怀妻妹）和邵慈云（秘书兼情人）一下子都变成了敌人。时任司法部长的史良批判储安平的言论，揭发章伯钧...

而浦熙修揭发中的“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之语，让罗隆基无言以对。

皮带狂抽、血肉横飞之下，周围的受难者都咽了气。只有年近七旬的章乃器靠着多年习练气功的功力，在那里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为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被打成了全国第二大右派的罗隆基，受到了来自身边亲朋的猛烈批判，尤其是罗隆基昔日情人的史良（司法部长），浦熙修（彭德怀妻妹）和邵慈云（秘书兼情人）一下子都变成了敌人。时任司法部长的史良批判储安平的言论，揭发章伯钧的问题，同时也要求罗隆基一并交代。

为何中共对于这6个人如此特殊对待？除了他们反对一党专制的“反动”言论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不能全面否定反右，因为当时邓小平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比毛还积极主张扩大打击。他自知罪责重大，若全面否定反右，邓小平自身也难免被追责。二是平反中阻力很大，曾参与当年反右的很多人都成为了各级部门的实权人物，他们害怕自己被追责。

黄炎培的第三个儿子、水利专家黄万里仅因为写了“花丛小语”这样的讽刺官僚主义的文学作品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他为了自保竟和儿子断绝往来。1957年6月30日，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电话采访黄炎培。他非但“首先表示了自己完全反对黄万里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支持全校同学对黄万里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判”。反右高潮过去不久，1958年3月16日，又是这批在中国大名鼎鼎的的“著名民主人士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大会”，在会上通过了给毛的效忠书。

童年就生活在这种恐惧中，老觉得父亲的话会被监听。成年后一些传闻得到证实，一个民主党派高官的家人，说收拾屋子时，无意在墙上发现电子管的窃听器。还听一位老警察说过，当时采用拉线的方式对罗隆基、章伯钧家进行监听。这说明从小形成的恐惧感是有道理的。

贾植芳《我的人生档案》：有个文工团员，反右时支部分到两个右派名额，讨论到深夜没结果，这姑娘去了趟厕所，回来得知自己是右派了。还有个老教授，组织上谈话，“党的困难就是你的困难，现在右派少一个，您解决一下？”教授答应了，扔到山里劳教了20年。

章立凡：童年就生活在这种恐惧中，老觉得父亲的话会被监听。成年后一些传闻得到证实，一个民主党派高官的家人，说收拾屋子时，无意在墙上发现电子管的窃听器。还听一位老警察说过，当时采用拉线的方式对罗隆基、章伯钧家进行监听。这说明从小形成的恐惧感是有道理的。

一心一意要做官的罗隆基，“解放”后只做了几天的部长便被打为大右派，遂横遭批斗打击而不能善终。“解放”前时时都敢公开辱骂蒋介石是独夫民贼的郭沫若，“解放”后最大的本事，就是一再地将那个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专制魔王毛泽东歌颂成了他和全中国直至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至于一生为国民政府所养，晚年乃用着“绍兴师爷”的尖刻文风，天天指骂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先生，日日要追求“下个世纪曙光”、即“共产主义曙光”的鲁迅，则正如文革之后的周扬所为他悲叹的那样：“鲁迅若是死他日”，也只能是“天安门前等杀头。”

告密是一个人内心里阴暗成分的表现，实质上是人性的扭曲。冯亦代的性格是在那个年代的制度性黑暗中，一点一点扭曲的。暗中所为之事，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真不知耻吗？不是的，要不然，他自己咋会说：“我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发给一个勋章报上刊登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啻是告诉别人自己是个什么人，而且以后就不用再想干这一行了。”

１９５７年批斗所谓“章罗联盟”的大会上，吴晗取出当年罗隆基要他转交在香港的民盟主要负责人的密信，其中有坚持民盟自主、不受中共领导的意见。这一揭发给罗以最沉重的打击，也是人们认为吴晗整人手段最狠辣的一例。在关键时刻亮出私人信件公诸于众，并如此横加激烈的鞭鞑批判，吴晗品行如此低劣，如此落井下石、赶尽杀绝的坚决态度，比起９年后姚文元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对他自己的批判，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我在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首先联想到的是上世记５０年代的吴晗，是整风反右运动中的吴晗，是急于自相残害最终又自掘坟墓的吴晗，是曾得到一代自由主义宗师胡适的帮助，但却是奴性十足的吴晗。吴晗的悲哀，不止是个人的悲哀，而且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一个民族知识群体的悲哀；而对吴晗的赞誉，则显示出一个民族知识群体的愚昧与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