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无休止的批判有了停息的间歇。疲惫的劳动，无聊的生活，恶劣的食料，吃不饱，精神的空虚，让男女知青看不到尽头。胆大的知青开始谈恋爱，和地下工作者一样，各种方式争奇斗艳。如今想来，仍让人喷饭。我们班有个知青叫俞宝康，白白的，胖胖的，非常文静，苏州人，非常爱干净，白球鞋刷得乾...

1958年炮击金门时，她八岁，曾经参加慰问团到前沿炮兵阵地慰问演出，是全团年纪最小的演员。一首表现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渴望解放的歌曲，小小的她唱得声情并茂，博得阵阵掌声。那张演出照，被她视为自己的最高荣誉和骄傲，一直高高地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她立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参...

地主婆刘大妮是我们村里的第一美人。她比我奶奶小10多岁，比我母亲大10多岁。刘大妮是个连自己的丈夫都没有见过一面的老处女。她的丈夫姓蔡，是一户小地主家的独生子。白净秀美的刘大妮取这么个俗不可耐的土名字，就足以证明她并不是大富大贵的娇小姐。然而，在我的心目中，地主婆刘大妮总是那么亲...

在五兄弟姐妹中，我排行第四，是父亲从内蒙劳改回来后的第二年（1958年）出生的。母亲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工地上孕育了我，并且在没有医生护士接生的条件下，独自一人把我生下来。母亲因劳累过度，加上严重营养不足，我出生时头大身小，给人的感觉是个畸婴。母亲出生于海南文昌县一林姓有钱人家。外...

我们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似乎并不仇恨地主分子保占英，对此我一直感到奇怪。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生产队砖瓦窑上干活时，我单独与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为了赶时间交货，常常不等砖瓦窑完全冷却就开始出窑。新烧制的砖瓦，粗糙坚硬，火辣烫人。有时热砖灰还会被吸进完全不设防的口鼻中，呛得人胸腔刺疼。出...

1947年8月1日是我的父亲，一个有8年党龄，年仅32岁的中共地下党员的遇难日，至今已过去了整整62年。父亲是被土匪的儿子，在土改复查斗争的群众大会上，被拉上望蒋竿摔下后活活打死的。民国初期，我的太爷靠走街串巷卖盆卖碗稍有积蓄，后又与人合伙做小生意，生活比一般人好一点。1939年...

王印人，昌邑潍河西岸某村人氏，身材魁梧，英俊萧洒，急公好义，善交朋友，又能言善辩，主持公道，故在村内威望极高。年令刚过18，就与邻村于姓女子完婚。生有一子，乳名狗剩，为求好养，拜广饶县一起当兵的刘天录为干爹。夫妇和谐，恩爱有加。白天俩人下地干活，晚上男的灯下读书，女的缝衣作鞋，村...

1970年1至5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第三、五、六号3个中央文件，在全国范围打击现行反革命犯罪，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是为一打三反。这场运动来得快去得急，至当年10月底结束，是继揪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清理阶级队伍后的第三部曲，目标直指普通老姓。当时我在陕西南部的一...

本人成分：指本人参加工作或土地改革前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指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或参加工作前的家庭阶级成分。家庭出身可以追溯到土改前的家庭成分，并且随血缘向下传递。《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如此界定成分和出身：出身和成分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分是儿子的出身。遇罗克定义的关键在于...

1970年初春，我从机务排贬到农工排当农工战士。这个班共有12个知青，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相处得很好很团结。连队有电灯，但经常晚间停电，所以我们差不多每人都有自己用墨水瓶做的小柴油灯。当年我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订有《人民日报》。我的铺靠墙，靠我的是小L，靠小L的是小P...

蒋堂农场的一位管教干事，特地来到下汪劳改队找周金弟谈话，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他，还出示了小玉的遗书，并教育周金弟正确对待此事，不要意气用事。周金弟始终一言不发。第二天出工时，周金弟逃跑了。蒋堂农场预感此事严重，立即派员赶到乐清。但为时已晚，那位钱姓治安员已被捅了30多刀，心肝被挖空。次日一早，有人发现周金弟自杀在小玉的坟头，坟上摆放着一副血肉模糊的心肝。

1970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奉节县朱衣公社机关、中心小学和朱衣区供销社、区粮站的大门外，都贴有一张用歌谣形式写的传单。第一行是最高指示？？换新天，扭乾坤。开头几句是：毯字弯里去了炎，王字头上把点添，八人同坐围一席，说话一句顶万句。双木同长视谁高，老虎背上砍三刀，时时高举红宝书，真是...

后来李黾儒的鬼在这一带不断出现。西峡县的人都知道，这鬼闻“右”丧胆，鬼的害怕反过来又导致经行者的惊惧。因此，人们从墓山经过，右、友、有、又等字都不敢说。如果不慎说出这些字，就能听到十分怕人的鬼的声音。

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帽子下面各有小类。地主下面分为恶霸地主、一般地主、不法地主、逃亡地主、摘帽地主、漏划地主、开明地主和候补地主等。凡戴上恶霸地主帽子的，都在清匪、反霸、土改、镇反等运动中遭到镇压，无一幸免。或者说，凡被镇压的地主，头上一定都戴着一顶恶霸地主的帽子。恶霸地主不是一个严...

1966年8月红色恐怖笼罩全国，受我母亲的出身和两个姨妈随国民党去台湾的牵连，我家是我们胡同里第一个被遣返农村的黑五类，并被抄家破四旧。当时我15岁，刚上初二。我爸妈同在一个单位工作。那天他们单位的文革小组，带着红卫兵来到我家。我们刚吃完早饭，碗筷不让收拾，命令我们全家站成一排。...

1940年，陈秀舫18岁，这一年她嫁给了唐山开平乡屈庄村的李印东，按照以后的阶级成分来算，她是贫农，李印东是地主，家中略有薄产，在1949年前李印东还当过保长这样的地方小官，在当时来看，她算是嫁了一个好人家，最少不愁吃不愁穿了，家中事务都由陈秀舫操持，在农忙时也请过短工。日子就这...

刚到大围山就有人告诉我们，那个每天赶着一头牛优哉游哉，别的啥农活也不会的人是个四类分子。此人约摸60多岁，刮瘦，勾着背，低着头，耸着肩，衣服穿在身上好像挂在衣架上，空荡荡的。四类分子言语不多，偶与人言，沙哑着喉咙，细声细气，脸上挂着笑容，和颜悦色，从来也不与别人较真，好像生来就没...

无论乡亲们怎样向驻队干部求情，说邓叔其实不是敌人，而是世代贫农，只不过是喜欢开玩笑而矣，不可能是隐藏的反革命，都统统没用，第二天县公安局就开来了吉普车，把邓叔带走了。还顺便把村里的几个老地主也一同带走了，说是同伙。邓叔在牢里只坐了两个月，天天被提审，见他实在说不出个所以然，把他放回来了，而反革命的帽子还戴着。

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我们队里一些年纪较大的人。他们告诉我：“咱们队的人都不坏，不欺负地主富农；别的队都穷得很，坏得很，把地主富农往死里欺负呢。”我们的队干部关国栋甚至说：“那些贫下中农代表都是八成儿人（即二百五）”,我不解地问：“那么又为啥要选二百五当贫下中农代表呢？”关国栋说：“嗨，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吗？犁地要用爬山虎，搞运动整人要用二百五。”

不久我与晓玉结婚。虽然两家离得不太远，为了遵守对妻兄的承诺，平日我们是不串门的。他的三个孩子出生，我和晓玉都是晚间去看望。两家的孩子也从来不来往。有一次，路上一个童音在背后喊“姑父”。我回头一看，见一棵大树背后露出了半张小圆脸。我一注视他，他就又羞怯地缩了回去。 我赶忙走过去，蹲下身拉起他的小手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他抬手指着对面的院子。通过矮墙，我看到开着的窗扇里，有位老妪在向我招手。我抱起孩子进了院子。进屋后才发现，这不是嫂子的老祖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