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绝不会写这篇文章，十年前，我会以笔名发表本文，五年前，我会把文章多次修改，务求语调中立。不过，活到这把年纪，现在我不再过于介怀荣辱誉毁，所以干脆有话直说。

在很多华人基督教的刊物、论坛中，每逢谈及以色列时，这是笔者时常遇见的典型观点：以色列在美国偏袒下，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美国和以色列完全漠视巴勒斯坦人的建国诉求，在绝望之不，巴勒斯坦人才采取恐怖主义，但以色列却采取高压军事报复，殃及平民，其手段与恐怖主义无异。

在这里我不打算将过去一百年以阿冲突的历史叙述一遍，我想引述卢斯大使（Ambassador Dennis Ross）基于多年外交经验而发出的一句慨叹：“神话（myth）。”让我先交代卢斯大使是何许人也，卢斯是美国老布殊、克林顿两任政府的中东事务专员，他曾经协调以巴于一九九五年达成和平协议、一九九七年达成希伯伦协议（Hebron Accord）；亦曾经协助以色列、约旦、叙利亚谈判。他将十多年中东外交的经验凝聚于《失落的和平》（Missing Peace）一书中，由于在许多事件里面他都有亲身经验，故此其叙述史实之准确性、分析事件之批判性，绝非一般只看报纸杂志的政论家可比。他指出：以巴冲突的悲剧根源，是双方的决定、行为，都是基于脱离现实的神话，例如以色列认为东耶路撒冷是国家永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认为自己对争议之土地有绝对权利、美国完全偏袒以色列……。

蒙在神话里面，当然并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事实上，过去千多年，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反犹情绪，都是基于神话。卡路（James Carroll）撰写的《君士坦丁之剑》，详细地记录了这段令人叹息的历史，君士坦丁是将基督教合法化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之剑”，就是关于自君士坦丁大帝以来基督教对犹太人的武力迫害，在君士坦丁之前，无数基督徒在罗马暴政下成为殉道士，可是，曾几何时，基督徒将罗马帝国对自己的迫害，转移到犹太人身上。卡路的主要着墨点是天主教会，但迫害、歧视犹太人的基督徒，其实包括了天主教徒、东正教徒、新教徒。

由中世纪开始，许多欧洲国家都将犹太人集中在某些区域，限制他们居住和拥有财产的自由，“贫民区”这个词语的英文Ghetto，就是源自犹太人社区。犹太人需要穿着特别的衣服标记、需要缴交额外税项。当黑死病横扫欧洲时，欧洲人认为这些灾祸跟犹太人有关，于是乎许多犹太人成为代罪羔羊而被屠杀；当十字军进行针对穆斯林的东征之际，他们也“顺道”屠杀犹太人、或者强迫他们改信天主教。

基督徒以不同的神话，去合理化这些残酷的行径，例如他们以为犹太人杀害基督徒的儿童，将儿童的血来制造逾越节的面包。这些当然是缺乏理性根据的神话，可是，天主教会也有一套经过精美神学包装的反犹神话。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故意令犹太人耳朵变聋，所以即使旧约圣经无数次预表了耶稣就是弥赛亚，犹太人仍然是“无可救药的无知”（invincible ignorance）。在十三世纪时，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圣多马亚奎拿斯的神学结合，天主教神学充满理性色彩，卡路问：以血制造逾越节面包这些非理性的反犹神话，是否在理性抬头之下烟消云散、犹太人从此得到公平对待呢？卡路指出：这是刚刚相反。圣多马亚奎拿斯推翻了“无可救药的无知”论，他相信通过理性追寻，人可以认识绝对真理，犹太人并不是无知，而是明知故犯，他们在圣经明显启示、理性证据充足之下，仍然敌对真理，为此之故，犹太人更加罪无可恕。

随后，道明会和方济各修会的传教士，用各样方法要犹太人改变信仰，教宗大贵格利九世（Gregory IX）更将异端裁判所的侦查、审讯，延伸到犹太人身上，天主教神学家龚汉斯（Hans Kung）毫不讳言异端裁判所的可怕：入到异端裁判所，重者被烧死，轻者被割下舌头。这种做法也有神学理据：灵魂比身体重要，以伤害一个人身体的代价，换取他的灵魂救赎，这是值得的。

有些时候，纵使基督徒没有主动迫害犹太人，但是对受害者的呼喊也充耳不闻。例如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时，巴勒斯坦犹太教大拉比Isaac Herzog 曾经要求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XII），保护在西班牙和立陶宛的犹太人，教宗却毫不理会这些求救讯号。美国派遣到梵蒂冈的特使Harold Tittman，要求教宗谴责纳粹党杀戮犹太人的行为，教宗一样拒绝。

一个有良知的日本人读了张纯和的《南京大屠杀》，应该感到悲痛和羞愧；那么，对信仰认真的基督徒读了《君士坦丁之剑》和其他排犹历史，是否也应该深切反省呢？

然而，历史不断重复自己，今天，反以色列言论在各种神话下继续流传，不管那些文章是征引萨伊德（E. Said）还是乔姆斯基（N. Chomsky）等学者，不管搬出“民族自决”、“反美国霸权主义”等大条道理，但是，最终最底，无非是将恐怖主义、反犹反美合理化。说起“民族自决”、“反霸权”，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更加值得同情，信仰伊斯兰的土耳其，曾经对境内的希腊裔东正教徒、亚美尼亚裔基督徒施行“民族大清洗”，回教国家对受害者却漠不关心。

今天，在以巴冲突这问题上，欧洲的舆论倾向同情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但不要忘记，以巴问题是欧洲人一手制造出来的！十八、十九世纪时，欧洲犹太社群出现了犹太人版本的“启蒙运动”，有些犹太领袖主张犹太人学习西方文化，努力将自己融入西方社会，他们甚至放弃自己惯常使用的Yiddish语言，采用自己处身的欧洲国家语文，然而，无论他们怎样尝试，结果仍然受到排挤、逼害，最后，纳粹大屠杀令幸存的犹太人意识到，也许推行锡安主义、在故土上建立家园，才可以有一线安身立命的机会。假设自己是犹太人，也许我会有同样的想法，一二九零年，英国驱逐所有境内的犹太人，一三零六年，法国也赶走所有犹太人，一四九二年，西班牙的犹太人亦面对同样命运.……，历史不断循环，难道我要继续留在欧洲，期望欧洲人有朝一日良心发现吗？。

在几千年来，地球上只有一个国家，愿意保护以色列：美国。我要强调，我并不是作出任何道德判断，而只是指出事实。“九一一”之后，一位朋友问我应该怎样对付恐怖主义，我开玩笑地说：“美国完全放弃以色列，减低阿拉伯人反美情绪。”这祇是戏言，但想不到在时事节目中真的有人讨论这个可能性，一位评论员说：“我们不能放弃以色列，以色列是整个中东唯一真正的民主政体，支持他们是一个道德义务。”不消说，这种高姿态的道德论，会被批评为假仁假义，反驳者会说美国支持以色列，无非是为了自身利益。其实，这并不是很容易用“维护自身利益”就可以解释的政治课题，石油对工业化的美国和其盟邦极其重要，如果外交政策是完全以利益挂帅，看来支持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任由以色列自生自灭，才是最合乎利益的做法。让我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假若美国真的放弃以色列，那么以色列的命运又会怎样呢？观看中东伊斯兰国家对犹太人的言论、和过去对以色列发动的战争，其后果不难想像。

美国民间也倾向支持以色列，很多福音派信徒甚至探访以色列国，公开地表达同情以色列人。宗教学者金博（Charles Campbell）认为福音派信徒关心以色列人的动机，大有商榷余地，这种亲以色列的态度，是基于末世论，因为根据末世预言，以色列先要复国，末世才会来临，支持以色列就是参与神国的计划。基督徒领袖罗拔臣（Pat Robertson）的言论也很受争议，他曾经批评小布殊试图分裂耶路撒冷、协助成立巴勒斯坦国，罗拔臣认为：美国福音派信徒相信上帝将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归给犹太人，成为永远的产业。美国福音派是否将对末世论的诠释置于现实政治之上呢？同样，在这里我不作任何的判断，只是提出这现象。

《君士坦丁之剑》、《失落的和平》，内容是一古一今、一远一近，但主题讯息却是一致：神话，令暴力的历史不断地循环、令和平不停地失落。



－－原载：《余创豪个人网站》，2004-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