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中国大学生又下乡
英国《金融时报》席佳琳(Kathrin Hille)北京报道 2009-03-19
4年前踏进大学校门时，萧立升（音译）拥有远大的抱负。他盼望在蓬勃发展的沿海大都市上海的一家出口公司拥有光明的前途。
但现在，在他即将毕业并拿到国际经济贸易学位时，他的前途看来可能要系于宁夏的党委讲师团了。宁夏位于中国的西北部，偏远而贫困。
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沿海出口基地造成冲击，而今年6月中国将有600万大学生毕业，在此形势下，中国再一次将年轻的高校毕业生送向农村。
“我们鼓励大学生到城乡基层去，在西部地区担任村干部、教师和志愿者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上周介绍政府解决大学生失业问题的计划时表示。
中国共产党拥有将年轻知识分子送到广大农村内陆地区的悠久传统，常常给人带来可怕的折磨，并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但中国官员及分析人士坚称，此次情况不同。
“上世纪5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下乡）是出于意识形态动机，”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表示。他本人1975年从高校毕业后曾在一家农场呆过3年。“如果我们能找到办法，使之对大学生和所去地区都有利，那就具有经济意义。”
中共政府认为大学生失业问题“形势严峻”，并已明确表示，它就像担心沿海工厂上千万失业民工一样担忧大学毕业生的命运。
对许多省级政府来说，大学生的困境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机遇。有些政府已派出代表团，到大城市招聘工作没有着落的大学毕业生。在宁夏政府上周末举办的此类招聘会上，近千名大学生排队应征300多个职位。这些职位工资普遍很低，位于这些大学生中很多人几年前根本不会考虑的地区。
萧立升应征的职位就属于这种情况。共产党讲师团派讲师们到全国各地“重新激起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激情，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宁夏讲师团团长高亚东表示。“具备哲学硕士学位和爱国思想”是应征的主要条件。该工作年薪约为2万元人民币。
但萧立升十分明确地表示，就他本人来说，什么工作都行。“前些年，毕业班的学生在这个时候有80%都签了约，可今年我们班签了约的只有20%。”
“所以眼下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份有薪水的工作——以后我总是可以往上升的。”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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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找工作难在哪？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王铮 2009-03-09
大学生就业难无疑是今年“两会”上最热的话题之一。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写入了“为大学生找工作”的具体措施。3月7日，人大、政协的两场新闻发布会也均与此话题密切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年《经济蓝皮书》称，到2008年底，有100万名大学生不能就业。而2009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11万人，比2008年增加52万人。大学生就业被普遍认为进入30年来最艰难的时期。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预测，今年大概只有300多万的学生能够找到工作，不到应届毕业生的一半。
中国人自古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期望只要一朝金榜题名，便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近年来，随着考试压力增大和受教育成本的增加，许多普通中国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付出了无数心力、财力，对孩子大学毕业后找个好工作，改变自身命运，改善家庭条件的期望也自然增高。因此，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不仅会直接威胁社会稳定，更会从根本上动摇整个社会对知识，对公平的信念，损害社会健康发展的根基。
中国社会对大学生找工作难的讨论，也逐渐深入到对教育体制的追问。加之目前被热议的高三学生“快被逼疯了”的诉苦信和高中是否应取消文理分科问题，对中国教育体制如何更加公平、合理的新一轮反思正浮出水面。
面对大学生就业难，持续多年的高校大力扩招近来广受攻击，支持者辩解称大学生就业难受国际形势、经济周期等各方面影响，不是扩招惹得祸。然而，同样面对经济危机，为什么偏偏大学生这一受过高层次教育的人群就业困难最为突出？
近来，社会各界为帮大学生找工作可谓出尽各种“猛招”甚至“怪招”，保稳定是燃眉之急可以理解，然而，如若不能正本清源，即使能让就业率一时变得好看些，也是饮鸩止渴，长期看来，也只会积累矛盾，丧失结构调整的契机。
总结各类奇招，其中一类曰：找不到工作就先别找了。北京市政协会议期间，孙狄委员提议仿照博士后制度，设立“学士后”、“硕士后”，让学生只拿基本生活费到企业“见习”。7日的政协记者会上，五位专家也纷纷表示：国家可以鼓励专升本、本科读研、加大公费留学力度等方式缓解就业难；大学毕业生回炉再读一个学位，甚至到职业学校继续学习，都值得鼓励。
一时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通过等待和重塑调整自身并非错误，但这样的时间必须真正使大学生增值，而不只是逃避一时的就业压力。在人才市场严重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一些无良资本已经百般霸道，在求职过程中大量廉价甚至免费使用劳动力，更多的“学士后”是否会助长这样的风气，更加不利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同样，很多大学毕业生继续深造也不乏盲目。中国至少与高考同样死板、应试的考研制度使很多名校的研究生素质甚至不如本科生，而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又更加倾向于培养研究型而非实用型人才，两、三年后往往年龄增大，期望值提高，找工作难度不降反升。
二类招数曰：不要对工作期望太高。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就业，给予社会保险和岗位补贴；到农村基层服务和参军入伍，给予学费补偿和代偿助学贷款。“两会”上各界代表倡导大学生“调整就业观念，放低身段”几乎众口一词。
“调整观念”说了许多年，为什么始终难以实现？难道当今大学生真的普遍沉浸于脱离实际的理想化幻想么？到中国高校走一走就不难发现，今天的大学生恐怕已经处于历史上最为现实的阶段。金融风暴来袭，曾在名校被普遍认为“没追求”的公务员马上炙手可热，大学生的观念转变不可谓不快。但在当今中国城乡、地区差异仍极大的情况下，期望大学生轻易放弃留在发展前景明显更优的大城市，恐怕是政策的制定者想法不切实际。
更有人鼓励大学生“民工化就业”，或者当当“走鬼”（流动小贩）。“行行出状元”固然没错，然而不同性质的工作对人综合素质的要求和可能提供的发展空间的差异也是现实存在的。上大学也是一种投资，众多工薪阶层和农民的孩子不得不考虑如何收回成本。还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投资没有收益，当初还上大学干什么？必须承认，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还没有富足到可以潇洒地单纯为了学习而学习的地步。
市场经济下，人力也是一种资本。金融危机导致资本重新定价，大学生作为劳动者的确也需要接受自己的价值一定程度上被重估。这样的观念转变在市场的主导作用下恐怕不难实现，而政府面对大学生就业难同样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经济下滑凸显大学生就业问题，政府要维持短期稳定，更应利用整个社会反思教育的氛围，引导教育资源更加合理的配置，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使危机在教育领域同样成为长期结构调整的契机。
大学生能否找的到工作，源头上取决于选拔什么样的人上大学。读大学在中国仍然是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的待遇。高考恢复三十余年来，虽然其程序的公平已被中国人普遍认可，但随着改革中社会结构的调整，问题也逐渐暴露。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呼吁，教育公平要从基础教育开始，当前高校中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比例下降，因为农村娃输在了起跑线上。“两会”上热议取消高考户籍限制，许多专家以担心落后地区在全国统一标准下会更不利为由反对。
天津市长黄兴国8日表示，在天津市购买了商品房的外省市人员和持天津市农村户口人员，可以登记办理天津市蓝印户口，取得蓝印户口的外地学生只要在天津市普通高中有正式的学籍，并在天津高中从一年级开始读到三年级，学满三年，获得本市普通高中毕业证书的，都可以在天津市参加普通高考。
可见解决问题的政策出台并不难，关键在于执行、推广的决心有多大。发达地区学生综合素质较高是实情，高校自然愿意对这些学生提供优惠，但对于欠发达地区，这只能造成教育更加应试的恶性循环。打破地区和行业之间的利益壁垒，才是政府应有所作为之处。
而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发布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报告显示，高职生就业率超过本科生。盲目在高等教育上求“大”求“强”，忽视职业教育，已是中国教育资源配置的一大弊病。引导观念转变宜提前，鼓励大学生毕业后去养猪，不如鼓励孩子直接去职业学校学养猪。
大学生能否找到工作，更取决于大学怎么上。扩招之后，众多高校无论硬件、软件均欠账严重。大学里众多老师忙于“出书”、“走穴”，对学生缺乏关心，呼吁已久的职业教育仍然十分不足。高考的应试暂时难以改变，大学就更需要帮助学生实现从书本到社会的转变。大学生真正需要的职业教育，是引导他们成熟、理性地思考自身定位和发展方向，当贯穿大学生涯始终，而不仅仅是像现在的许多高校，只在临近毕业时催促学生签约以保就业率，就业指导老师甚至比学生还要盲目，短视，甚至对就业数据进行各种“加工”。如此“就业”，即使实现，恐怕只能贻误学生发展，积累社会矛盾。
大学生能否找到工作，取决于就业市场提供什么样的机会。当今中国招聘过程中存在的各种或明或暗的歧视、对高学历的盲目崇拜，制造了大学生求职的各种怪现状。在3月8日这个中国人认为属于女性的节日里，不知有多少女大学生还在为许多文员这样的岗位都只要男性而叹息。
政府要做的不是直接为大学生找工作，而是创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国务院年初发出通知，要求对企业招用非本地户籍的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除直辖市按有关规定执行外，各地城市应取消落户限制。这一“新政策”获得一片好评。然而，早在2006年，中央十四个部门就曾联合下发《关于切实做好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对用人单位跨地区聘用的高校毕业生，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应取消落户限制。可见，此次新政策能否逾越制定到执行的鸿沟仍是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