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他们那所废弃仓库改造的学校，在一间并不太规则的教室里和孩子们面对面，这些孩子来自于几个不同年级，老邹觉得机会难得，于是把孩子们尽可能多地召集来。
我坐在讲台上，道貌岸然得有些心虚地看着台下那些闪放着殷切光彩的眼睛。按老邹的意思，本节主题会是谈理想，我于是设计，请同学们先说说自己的理想，也就是长大之后想干什么？
孩子们举手并不踊跃。我点了前排几个八九岁左右的孩子，请他们谈谈理想。他们并不太利索地说了，有说要开包子店、有说要卖饼子有说要开皮鞋美容店的，偶尔有一两个说要当超级男生或女生，则立马引来一阵哄笑。老邹悄声对我说，孩子们的所谓理想，并没超出他们父母的职业。这与我在城里一些学校和孩子们的交流大相迳庭，后者眼界更广阔，动辄就是当博士研究航天飞机或当大老板办大企业。与他们相比，民工子弟们连想像也怯生生的。这让我对电视里那些支楞着要让他们与别人比明天的虚妄说词充满了担忧。
让我刻骨铭心的一段回答来自于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她说：我要好好读书，长大之后去当城管。
为什么要当城管呢？
我当城管，在街上碰到妈妈的菜摊时，可以慢慢追，慢慢撵！
孩子们都哄笑起来，甚至发出鄙视的吼叫。而我不知为什么，却忍不住心里一阵发酸。
老邹告诉我，那女孩的妈妈，前几天卖菜时，因为躲追赶，撞在电线杆上受了伤。可能受此刺激，她才有了这样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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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一间小教室塞满81个学生 拥挤不堪
4日下午3时30分左右，合丰小学。下课时，许多学生从桌子或椅子上爬出教室。
4日下午3时，合丰小学一个本来只能容纳45个人的教室坐了81个学生。
二年级一个班81个学生，塞在一间50平方米左右的教室里，是怎样一种拥挤？
前面的课桌比讲台还要靠前，离黑板不到一米；后面的学生顶着后墙壁，教室的后门已经打不开。下课了，教室里摆了9排，留给孩子们的过道太窄了，课间想去上个厕所也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放学了，很多学生选择从桌子上爬出来。
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涌入，让长沙市雨花区指定接收农民工子弟的学校之一——合丰小学的教室“膨胀”得再也塞不进一张桌子。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芙蓉区的荷堰小学、高岭小学等学校。
拥挤，不仅仅是长沙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城区拔地而起的新住宅区旁的小学也是“爆满”。长沙东塘附近的枫树山小学，平均班额近70人，雨花亭小学每个班学生远超过60名。
千禧年出生的宝宝今年入学只是城市课堂拥挤的原因之一；学位有限，新建住宅小区没有配套建学校，一些地方出现了“高高兴兴搬新房，哭哭闹闹找学校”的尴尬局面；一些有钱有权的人，还在想着法子，哪怕舍近求远到这些本已“超载”的城区学校。
“大班额”让家长们对孩子的身体很是担忧：这么多的学生塞在一个教室里，天热“五味杂陈”，天冷关门闭窗空气也是浑浊的，还有近视、流感交叉感染……
“45－50个同学一个班，不用戴耳麦，就可以和学生直接交流，现在戴着耳麦给孩子们上课，影响的可不止是发声。”一位教了30年小学的老师感慨着。靠后墙的学生离老师的距离有点远，他们在自顾自地忙活着：玩脚趾，讲小话，尽管讲台上老师的嗓子已经哑了。
在长沙的一些小学，学校因活动场地有限，暂时取消了低年级的课间操。为了满足附近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入学，雨花亭小学、合丰小学都无奈“腾”出了刚建的美术室来分流学生。“今年还可拆美术室来解燃眉之急，明年咋办？把电脑室也拆了？”面对城市化进程加快，在长读书的孩子只增不减的局面，雨花亭小学校长黄迎春无奈诘问。
5日上午8时45分，雨花亭小学的周娜老师正在通过扩音器给学生上课。因为班上学生很多，该校每个老师都有一个扩音器。
4日下午，高岭小学。坐在后面的一名学生不时摸自己的脚。
5日上午，雨花亭小学，凌家同学的课桌摆到了讲台旁，离黑板不到1米。
